Tuesday, 6 December 2011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馬來亞

那是五〇年代,人們都想像著一個獨立的馬來亞。一個包括新加坡的馬來亞。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看到許多文章都提到「馬來亞意識」,一個擺脫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國家,是許多馬來亞人共同追求的夢想。當然,我這麼說,是把當時的政治鬥爭浪漫化了。經過這麼些年,無論是什麼歷史,不都是很多時候被浪漫化了嗎?

我在二〇〇二年訪問郭寶崑時,他說:「當時就有很強的三大民族思想,三大民族共同友好,共同建設一個馬來亞。所以在五〇年代,到處都會有那種海報,我就會看著這些海報,“bajala bahasa kebangsa kita”——學我們的國語。……我們要友好,我們要互相了解,我們要溝通,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

訪問過程中,郭寶崑提到當年他們到「東海岸」的漁村生活。和我一起訪問的 HN 後來問我,「東海岸」有漁村嗎?HN 心裡想的,是新加坡填土而成的「東海岸」沙灘公園。郭寶崑說的,是馬來亞的「東海岸」啊,只不過在他們那個年代的語境中,是不需要以「馬來亞」或「馬來西亞」加以修飾,人們就明白說的是哪裡了。

「我們要一起建設馬來亞」。那個年代的夢想,在六〇年代以及以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成了永遠實現不了的夢幻。

後來,「馬來亞」被「馬來西亞」取代。開始的時候,「馬來西亞」簡稱「大馬」。後來,「大馬」被「馬國」取代。

我的馬來西亞朋友和學生,聽到「馬國」這個名稱,都很感冒。我也很感冒。他們的感冒,是一種認同的感冒。我的則是一種歷史性的感冒。

媒體中把馬來西亞稱為「馬國」,象徵一種新加坡主體意識的崛起,不以「大」來稱呼「馬」,聽起來好像是一種很有自覺的改變。可是,曾經稱呼「大馬」的那個對象,一下子改稱「馬國」,相對之下,就顯示了一種態度的轉變。放在歷史脈絡之中,無論是對於後來的馬來西亞人,還是曾經有過「馬來亞」夢的新加坡人,真是情何以堪啊。

分開近半個世紀,那一代做過「馬來亞」夢的人,都已經垂垂老矣,或者已經作古。只有像我這種有歷史熱情的人,還在想像著當年的那種青年熱血。

就像近日狂熱的那部電影所敘述的,沈佳宜是當年大家一起追的女孩,當她嫁作人妻時,柯騰等人要親她,得要先過她的丈夫那一關。她的丈夫說:「你們要怎麼親新娘,就要怎麼親我。」結果,柯騰毫不猶豫的衝上前和丈夫熱吻。我們都知道,那只不過是一種悲劇性的反諷啊。柯騰和沈佳宜的丈夫熱吻的同時,鏡頭一個一個重演當年的熱情和純情。觀眾也都知道,柯騰和沈佳宜的熱吻鏡頭,是只出現在柯騰的腦海中的幻覺,並不是在現實中會出現的情景。

幻覺。對歷史過於熱情,總是容易讓人產生幻覺的啊。

Saturday, 3 December 2011

《玉梨魂》中的女人与隐形的男人


导演君伟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来看排练。编剧倩如问我,我是不是失踪了。七月初,和倩如通过最后一次电邮之后,的确就不再问她关于剧本的进展。没想到再见到她,已经是十二月初,《玉梨魂》上演之日。

我当编剧,剧本脱稿之后,都不去看排练,直到正式上演,才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剧场。如果说剧本是我的亲生孩子,交给导演这个养父或养母,我就不会想要探望这个孩子,而是相信养父或养母会依照他们的方式,把孩子养育成人。孩子长大了,我来看看,就像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一样。

参加戏剧盒的白色空间编剧系列,作为 mentor,剧本不是我的孩子,而是我帮忙接生的婴儿。接生的过程,当然是全心全意投入,也还小心翼翼,让孩子顺利诞生。呱呱落地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可以期待的,就是孩子长大成人,我再来看看长成什么样子。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在剧场里看《玉梨魂》的正式演出。

小剧场里,演出区搭起金属框架,象征房子的空间。设计的概念,跟君伟上一回导演的《上身不由己》有相似之处。一问之下,果然是同一个人李浩民设计的。我喜欢框架的概念,有一种简约自由的精神,可是也有一种空间界定的效果。

君伟导演的两个戏,风格与节奏完全不同。《上身不由己》是快速而环环相扣,《玉梨魂》则是平缓而有许多留白。君伟证明了他是一个 versatile 的导演,可快可慢,可以展现不同风格。

《玉梨魂》开始几场戏的世俗性,很日常生活,尤其是两姐妹(林宝凤和谢伊敏)的部分,处理得恰到好处的压抑感,而不会像电视剧的那种平淡无味。扮演母亲的骆明珠是经验老到的演员,她的出场以稍带戏剧化的表演方式,为戏剧冲突的发生带来预警。粤剧名伶卢眉桦以粤剧的说唱,叙述母亲的前一辈人的故事,产生一种遥远而又风格化的效果。后半部许多隐瞒许久的或未知的身世细节,一个接一个的揭示,感伤甚至震撼,却又不过度激情,让观众在某种抽离的状态中,带着沉静的情绪,咀嚼这些在当事人生命中翻天覆地的 revelation.

女人的生命故事,似乎都躲不掉男人的阴影。即使像《玉梨魂》,说的是四个女人的故事,可是她们的命运总是操纵在隐形的、无所不在的男人的掌控之中。就算男人不在了,他们对于女人的压迫,还是可以通过别的符号来施行,甚至更强烈。剧中的那只玉镯,正是这样的一个符号。这是一种无以逃避的现实。

我也期待,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女人说她们自己的生命故事,而生命中没有男性直接的或隐含的压迫。

Wednesday, 30 November 2011

統一

《聯合早報》2011年11月28日

對於任何「統一」的意識形態,我都相當抗拒,尤其是以「全球化」、「標準化」為前提的統一行為。無奈的是,在宣稱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或者「依循大多數人的方向」的論述之中,作為「少數人」或者「弱勢者」,往往也就無法有說話的權利/權力了。

《聯合早報》月前開始改變在島國使用多年的國名用法,棄「澳洲」而用「澳大利亞」,棄「印尼」而用「印度尼西亞」,讓島國生活多年甚至多代的華人,一時感到錯亂,真是「獨在家鄉為異客」啊。

君偉在他的部落格,不只一次感嘆這個現象,最近還又說了一次。他是很介意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國人也像他一樣敏感而又耿耿於懷。看報紙,幾乎每天都看到,半輩子熟悉的名稱,一夜之間改變了,那些熟悉的國家,變成陌生的名字。那些以為熟悉的記憶,全都要 ctrl+alt+delete,然後,重新開始。

也許我可以猜測得到,為甚麼《聯合早報》要這樣做,也許那是商業的考量,為的是那十二億還是十三億的潛在讀者。可是,一個地方的報紙,是那個地方的良知啊。可以為了商業考量,就放棄在地的歷史與記憶嗎?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聯合早報》的做法,還是從島國人的利益著想的啊。現在沒有國家疆界的媒體世界裡,如果只懂得「澳洲」的讀者,看電纜電視的鳳凰台或中國央視,聽到「澳大利亞」而不知道是什麼地方,那吃虧的還是這個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島國的人啊。

我也在這個地方存活了一些年歲,想想過去曾經發生的事,其實也就很無可奈何的覺得,唉,真的也不必那麼介意。現在,島國人晚上肚子餓了,會想要吃「夜宵」。可是,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想吃的都是「宵夜」啊。八〇年代開始,由電視台以「北京標準」強迫大家吃的「夜宵」,這些年來,早已經是那麼「自然而然」、「毫無疑問」了啊。

同一個時期,還有發音聲調以「統一」之名而發生的改變。譬如說,「亞洲」原本讀成第三聲的「雅洲」,而不是現在讀成第四聲的「訝洲」,「星期」原本讀成第二聲的「星其」,而不是現在讀成第一聲的「星妻」。回想起來,彷彿我的小學老師所教的讀音,都是教錯了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的人,一輩子習慣的讀音,突然之間,別人告訴他們,都讀錯了。

再過一代,也許不必,再過幾年,人們都熟悉了「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以後,如果有誰提起「澳洲」與「印尼」,人們倒會覺得奇怪,這些人怎麼那麼「老款」,這些人說的是哪國的語言啊。就像現在閱讀我的部落格的四十歲以下的讀者,也許你們聽到「宵夜」,聽到有人說「雅洲」、「星其」,會覺得這些人怎麼那麼奇怪,或者是怎麼那麼「台灣化」。殊不知放在歷史的脈絡裡,所謂的「台灣化」的那些人,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從三、四十年前的歷史場景中離開過。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們也還在堅持說著一些語言和發音,是你們前半輩子所熟悉的,可是卻在「統一」的意識形態壓迫之下被「不正常化」了。有的話,讓大家知道吧。讓大家知道,曾經「正常」的,會在「統一」的力量之下,變得「不正常」了。從歷史化的角度,有一些事情,並不是真的那麼奇怪,倒是有一些無奈罷了。

Monday, 28 November 2011

乡音



从 Erlangen 火车站乘搭 local train 往附近的城市 Nürnberg,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人,有韩国人、香港人、中国人,还有我是新加坡人,以及在地导游德国人。大家谈话中,穿插华语和英语,不同腔调,不同表述方式。火车启程不久,我们都静了下来,望向车窗外,迅速往后退的风景。

突然,我身后传来一个男子讲电话的声音,他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阵,中间一句记得的是类似“Cannot like dat wan lah. Wait my boss say no then how?”还需要怀疑吗?那是乡音啊。他说话的声音不小,大概整个车厢的人都听到,不过,大概也自恃别人听不懂,也就可以放肆的大声说话。殊不知身旁的这个老乡,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班 local train,类似地铁,从德国的一个小城,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男子大概没想到同时在车厢里的,有一个老乡。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班车里,听到乡音。

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台北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到花莲。在车站月台等火车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位子,就坐了下来。身旁坐着一对男女,在低声说话。我听不清楚他们说些什么,突然,女子比较大声地说了一个英文字:“sah-den-lee”,呵呵,又是如假包换的乡音!是的,一个英文单字,就可以辨认得出来。我为自己的辨识能力之强,暗笑。

到处都是岛国人啊,而且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一些以为不会遇到乡亲的地方。是我的运气吗?还是岛国人已经散布到各地,难以逃避?这些年,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小镇,都可以轻易遇到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可是中国有十二亿人口,遇到的机率不低,岛国只有五百万人口,而且能够讲乡音的,可能只有两百多万。能够连续两次在这么意想不到的地方遇上,可真是不容易啊。

Saturday, 26 November 2011

时间观念

到 Erlangen 开会,住在会议地点附近的一个小旅馆。每天早上,当我的 iPhone 闹钟响起时,附近教堂的钟声同时敲响,一秒不差。对于德国人的时间观念,早有听闻,但是,没想到精准到这个程度。iPhone 的时间,是通过无线网络随时调整,难道德国教堂的时钟,也是如此?科技是时间准确的帮手,不过,时间观念则是一种文化的长期形塑结果。

开完会的最后半天,在地人 C 自愿带我们几人到附近的大城 Nürnberg 观光。前一天,C 慎重嘱咐,早上九点在 Erlangen 火车站集合,火车出发的时间是九点十分。我们提早十分钟到达火车站,还有一个从别处来的人还没到。过了九点,C 非常紧张的说:“已经九点了,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不过,听说德国的火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准时。遇到某些技术问题,火车误点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刚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因为火车误点而错过班机。又是科技啊。一种科技的成就,被另一种科技的故障给击败了。

也许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习惯,我对时间的掌握很在乎。有时到住在附近的舅舅家,载他和舅母去吃饭。说了六点去载他们,准时六点就会到达他们家。舅舅说,我比德士司机还准时。他们也很准时呢,我六点到达时,他们的大门已经打开,在客厅里等着我,从来没有让我等过。

时间观念是那么微妙的一种文化,其实并不是准时那么简单。舅舅知道我开车来,说了六点,他会在六点之前的五分钟就准备好,让我一到就可以走,不需要下车或在车里等。从他的角度来说,约了六点,五点五十五分,是他的准时。六点是我的准时。在这种默契之下,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也都方便。

有没有“迟到”才是“准时”的呢?有的,那是我在剑桥的时候学到的。如果有人在家里请吃饭,主人说:“请大家七点光临。”那么,客人应该在七点十分或十五分,才到达敲门。为什么迟到反而是礼貌的呢?主人在家里张罗,可能会太多事情准备而误了时间,客人稍为迟到,让主人有多一点时间完成最妥善的准备工作,是一种体恤的表示。

在这种情况之下,“迟到”才是一种美德呢。不知道这种英格兰的文化,在欧洲大陆的德意志,是不是也有所传习?不过,倒是在岛国,无论是“准时”、“提早”还是“迟到”的时间观念,不是常常听说。

Wednesday, 23 November 2011

戏剧盒“新剧季”:《玉梨魂》

这个学期教“新加坡剧场”的课,选了几个跟性别有关的作品,发现近十几年来,开始出现女性课题的剧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都很有特色。刚好今年的戏剧盒“新剧季”推出的两个新作,都是跟女性有关的。非常期待。

第一个上演的《玉梨魂》,剧作者是吴倩如。她曾经在90年代中,写过《妈妈的箱子》,演过好几次,每一次看演出或是读剧本,都让我感动。那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当年和林春兰的《后代》前后推出,两个经典。这次的《玉梨魂》,有四个女性角色,三代人。我在剧中看到我所认识的女性亲人的影子,然后从她们的身上,看到我自己。

女性书写。女性写她们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在男性的意识中,透过男性的视角来写女性。女性写她们的挣扎,也写她们的主体。但是,现实是,她们的书写往往难以摆脱男性意识与权力的笼罩,更不用说是她们的社会存在了。这方面,我看来可以期待“新剧季”的另一个作品《老处女》。

玉梨魂
2011年12月1—4日(星期四至星期天)

编剧:吴倩如
导演:杨君伟 (2009年凭《上身不由己》获海峡时报“生活!戏剧奖”提名最佳导演)

演员:骆明珠、谢伊敏和林宝凤
特别演出:卢眉桦 (1980年国家杰出青年奖,1997年国家文化勋章,敦煌剧坊创办人之一)
票价:S$28

剧情简介 大伯母出殡当天,妈妈叫大女儿去跟堂姐拿回祖母留下的玉镯。故事从这里展开。剧中的妈妈、大女儿、小女儿碰在一起,不是自怨自艾,就是针锋相对,或说些不清不楚的往事……

详情见:戏剧盒的部落格

Monday, 21 November 2011

大學城中的餐館

第一次到德國,就來到一個大學城。十月底,到 Erlangen 開會,會議的主題是「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前幾年,在歐洲和亞洲各地,開過好幾次以「高行健」為主題的會議,多數我都參加了。這一次,又見到好些老朋友,而且也見到高行健。在十月秋高氣爽的天候中,分外高興。

會議的細節就不說了。每天晚上,會議結束之後,就在 Erlangen 的城裡找東西吃。找來找去,好像多數的餐館都是義大利菜,偶爾還看到越南餐館。想要找一家道地的在地餐館,不懂得德文,好像還滿難的呢。餐館門口,就像大多數我所知道的歐洲餐館,都把菜單擺出來。義大利菜吃得比較多,即使是不懂義大利文,菜單一看也還是明白,於是就避開。

終於來到一家,看著菜單,完全沒有頭緒。我想,這應該可以試一試。



走進去,看起來就像在英格蘭的地方酒館,長木桌,配上簡單的木製椅子,白色鏤花的簾子,遮蓋著窗子的下半部,牆上幾幅簡單的掛畫。裡面只有兩三桌,幾個人在喝啤酒。當然啦,德國啤酒。可惜我一點都不愛喝啤酒。

“May I have a table for one please.”

侍者帶我到一張小桌子,那是整個餐館最後一張兩個人的桌子。整個餐館,只有這一列三張桌子,是小桌子。旁邊的兩張,都已經有人坐了。整個情景頗有趣的:餐館空蕩蕩的,而這個角落的三張桌子,卻都坐了人。

“Do you have an English menu?”

“Sorry, we don’t.”

“That’s ok, I will try.” 我對侍者笑了一下。

沒問題的,我想,從「前菜」一欄點一樣,從「主菜」一欄點一樣,上什麼菜來,就吃什麼菜囉。我還有一個絕招,價格比較低的一欄是「前菜」,比較高的是「主菜」。至少不會點到兩個「前菜」,呵呵。

當我正在埋頭研究德文菜單時,坐在我左邊的一位老先生,突然對我說:“Do you need some help?”

我高興極了,竟然遇到貴人相助。於是在他的非常流利的英語,以及在地人熱情的推薦之下,我點了道地的馬鈴薯湯,以及在地風味的牛肉。



馬鈴薯湯非常濃稠,上面一抹 cream,一點酸味,正好刺激味蕾,使得濃濃的馬鈴薯味不會太膩。



這道煮牛肉,淋上醬汁,配以水煮馬鈴薯,還有旁邊的煮熟的半個梨子,配上 cranberry 醬——天啊,整道菜還有味道,完全就像是我當年在劍橋的學院吃晚飯時會上的主菜!我這才知道,原來當年吃得這道菜,是源自德國的菜色呢。



來 Erlangen 之前,B 就囑咐說,一定要試當地的白酒 Franconian wine. 老先生介紹菜單時,我就問他了。白酒上桌時,竟然是這麼有特色的酒杯盛著的。試了一口,濃郁的甜味,帶著淡淡的香氣,果然與一般的白葡萄酒的味道很不一樣。

點了菜後不久,老先生約的朋友也來了,也是一位老先生。他們倆一直就用德語交談,我當然也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吃完之後準備離開,我站起來,向老先生點一點頭,微笑地向他致謝告別。

「非常感謝您,讓我有機會嚐到道地的食物。這是我在這裡最難忘的一頓晚餐。」

「不要客氣,」老先生說:「你是來這裡旅遊的嗎?」

「不是的,我是來開會的。是大學主辦的一個有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會議。」

「會議地點在什麼地方啊?」

「就在 E-Werk.」我說。我把 Werk 發音成英文裡的 work.

「哦,E-Werk.」老先生說。他的發音是 verk. 我才想起,對了,德語中的 w 都是讀成 v 的。

「哦,歡迎你來到 Erlangen,」這時,另一位老先生說:「我們都是這裡大學的退休教授。」

我又驚又喜:「真是我的榮幸啊,讓教授幫我點了一道美味又難忘的在地晚餐!」

老先生們看起來是那麼平凡和善。他們讓我想起劍橋,哦,又再想起劍橋了。無論是劍橋,還是 Erlangen, 在這樣的一個大學城裡,隨便找一個人問路,都可能是教授啊。

Friday, 30 September 2011

失踪

从星期一开始,失踪一个星期。失踪到什么地方,我不会说。否则,以后就难以失踪到这个地方了。不是台北,真的不是。虽然还是很想念台北。这个地方,有一点像我比较熟悉的 80 年代的台北。

失踪,我已经从这个部落格失踪了将近五个月。从伦敦回到岛国,渐渐的不是很想写,不知道是因为倦怠,还是因为日子已经变得平庸。这几天的失踪,为的是要整理文稿,准备出版散文集。很久以前就应该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看了我的部落格,从中选择一些可以印刷成书的文字。这才发现,原来这四、五年来,累积了不少文字呢。

很多文字,都是一时感触之下,匆匆完成。有的可以不用怎么更动,就收进了书中,有的需要稍为修饰。

重新阅读自己,阅读五年来走过的历程,有许多感触。因为这个部落格,使得我过去五年的经历,有了详尽的纪录。就为了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继续书写,继续分享我的感受和想法。

Wednesday, 18 May 2011

公民意识与群体精神

最后一场群众大会,我选择了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举行的那一场。5月5日,星期四,冷静日的前一晚。

群众大会七点正式开始,我在六点过后不久抵达。有盖的观众席已经全部坐满,可以站的地方也站满了人。草场边临时搭起的讲台,围绕着也已经又坐又站的,围了半圆的一大片。体育场的出入口,不断有一群一群的人走进来。当我从地铁站走向体育场时,也是三五成群的人,静默的,快速的,朝着体育场的方向走着。他们肯定不是邻里在傍晚出来散步闲逛的人。

接近讲台的部分,人们都是坐在草地上的。有的准备了报纸,有的就直接坐在草地上。下午下过一场雨,草地虽然没有积水,还是感觉潮润的。大概几百个人围着讲台坐着,后面的都是站着的。

七点过不久,候选人聚集在讲台上,开始演讲。这时,听到我身后有人大声说:“前面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开始没什么动静。我本来以为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后转头看,才发现后面的人一大片已经坐在草地上,陆续的有人也响应地坐下来。我和附近的人,成了夹在中间的一小群站着的,前后都是坐着的人。我赶紧坐下来。身边的好些人也逐渐坐下来。

好几次的“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之后,一整片几乎都坐下了。有不少人早就准备报纸或是纸皮,垫在潮润的草地上。有一个男子,一直不肯坐下来,鹤立鸡群般的站在周围都坐下的人群之中。人们请他坐下,他说:“我没有带报纸,怎么坐?”有人说:“别人也是没有报纸啊。”他还是不坐。不久后,有人递过一张报纸,说:“本来留给我的朋友的,还没有来,先给你坐。”男子接过,终于坐下。

大家都坐下了,我听到后面传来一些欢呼声。

从七点开始,早来的六点就坐下来,一直到十点出结束。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绝大多数都静静的坐着。坐着其实比站着辛苦。为了腾出空间让站着的人坐下来,每一个人都尽量靠近,双脚盘起来,没有伸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人喊苦喊累,而且,三个多小时,几乎动也不动。偶尔有人想要离开,坐着的人们就会尽量挪开,还总是有人伸出手来,扶着艰苦的走出去的人。

接近十点,情绪越来越激昂,Sylvia Lim 说完之后,大家以为大会结束,全都站起来。原来还有刘程强的总结。于是,大家都站着听了。这时,我看到人们的脚下,散布着报纸和各种纸张。我心中盘算着,等群众大会散去的时候,我开始捡人们留下的纸张的话,也许其他人也会跟着帮忙捡纸。

演讲还没有结束,有几个人穿梭在激动的人群之中,手中提着袋子,开始捡纸了。看起来不像是工人党的义工,可能就是来听演讲的民众。旁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帮忙捡纸。不久,所有的各种纸张,都被捡得相当干净。

人们常常认为新加坡人没有公民意识,我向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上下地铁,自动扶梯上,走在人行道上——各种公共空间,常常都是如此经验。人们相当自我,没有意识到周遭的人的存在,没有顾虑到身边的其他人。

但是,这次的群众大会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在群众大会上,人们有一种群体的意识,而且是一种自救自强的意识。那是一种 empowerment. 人们的群体感,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私的心理,而且通过群体关联的行动,具体表现出来。当群体意识被召唤,在某些人的带动之下,形成一种互动和得以蔓延的行动,那是富有感染力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也反过来再次强化了群体的精神。

这次大选,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并不是完全缺乏。只是,在这些年来,这种公民意识,因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方式,被弱化了,甚至被消解了。在现有的社会体制运行的方式与气氛中,似乎告诉人们,公民意识并不是什么需要的或可取的。国民教育即使是有提倡这种公民意识,实际运作的社会体制却并不鼓励。当人们脱离或尝试脱离这种体制的时候,公民意识又重新出现,而且发挥巨大的作用。

Monday, 25 April 2011

既得利益者

作为既得利益者,你往往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既然制度给予你最大的利益,你还有什么理由挑战制度?所谓的务实主义,就是确保既得利益不会受损,确保体制继续给予你一向来可以获取的利益。那是同样一个观点。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为了某一种理念,为那些被主流价值所边缘化的人,牺牲一点你的既得利益呢?如果你是的话,你会为那些边缘的社群做出一些努力,即使你不是这些边缘社群的成员。那是需要勇气和理想的。既然是边缘社群,就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在这个以大多数利益为前提的务实主义的制度中,往往被人遗忘,甚至受到压制。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属于这个体制中的某一个边缘社群的成员。但是,我们也属于另外一个主流社群的一分子。你的思考和关注,通常会从那个主流的角度,还是从那个边缘的角度出发?前者,让你感到舒适,后者让你感到焦虑。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成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务实主义者还是行动主义者,就看你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