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8 November 2011

乡音



从 Erlangen 火车站乘搭 local train 往附近的城市 Nürnberg,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人,有韩国人、香港人、中国人,还有我是新加坡人,以及在地导游德国人。大家谈话中,穿插华语和英语,不同腔调,不同表述方式。火车启程不久,我们都静了下来,望向车窗外,迅速往后退的风景。

突然,我身后传来一个男子讲电话的声音,他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阵,中间一句记得的是类似“Cannot like dat wan lah. Wait my boss say no then how?”还需要怀疑吗?那是乡音啊。他说话的声音不小,大概整个车厢的人都听到,不过,大概也自恃别人听不懂,也就可以放肆的大声说话。殊不知身旁的这个老乡,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班 local train,类似地铁,从德国的一个小城,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男子大概没想到同时在车厢里的,有一个老乡。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班车里,听到乡音。

一个星期之后,我在台北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到花莲。在车站月台等火车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位子,就坐了下来。身旁坐着一对男女,在低声说话。我听不清楚他们说些什么,突然,女子比较大声地说了一个英文字:“sah-den-lee”,呵呵,又是如假包换的乡音!是的,一个英文单字,就可以辨认得出来。我为自己的辨识能力之强,暗笑。

到处都是岛国人啊,而且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一些以为不会遇到乡亲的地方。是我的运气吗?还是岛国人已经散布到各地,难以逃避?这些年,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小镇,都可以轻易遇到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可是中国有十二亿人口,遇到的机率不低,岛国只有五百万人口,而且能够讲乡音的,可能只有两百多万。能够连续两次在这么意想不到的地方遇上,可真是不容易啊。

Saturday, 26 November 2011

时间观念

到 Erlangen 开会,住在会议地点附近的一个小旅馆。每天早上,当我的 iPhone 闹钟响起时,附近教堂的钟声同时敲响,一秒不差。对于德国人的时间观念,早有听闻,但是,没想到精准到这个程度。iPhone 的时间,是通过无线网络随时调整,难道德国教堂的时钟,也是如此?科技是时间准确的帮手,不过,时间观念则是一种文化的长期形塑结果。

开完会的最后半天,在地人 C 自愿带我们几人到附近的大城 Nürnberg 观光。前一天,C 慎重嘱咐,早上九点在 Erlangen 火车站集合,火车出发的时间是九点十分。我们提早十分钟到达火车站,还有一个从别处来的人还没到。过了九点,C 非常紧张的说:“已经九点了,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不过,听说德国的火车,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准时。遇到某些技术问题,火车误点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刚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因为火车误点而错过班机。又是科技啊。一种科技的成就,被另一种科技的故障给击败了。

也许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习惯,我对时间的掌握很在乎。有时到住在附近的舅舅家,载他和舅母去吃饭。说了六点去载他们,准时六点就会到达他们家。舅舅说,我比德士司机还准时。他们也很准时呢,我六点到达时,他们的大门已经打开,在客厅里等着我,从来没有让我等过。

时间观念是那么微妙的一种文化,其实并不是准时那么简单。舅舅知道我开车来,说了六点,他会在六点之前的五分钟就准备好,让我一到就可以走,不需要下车或在车里等。从他的角度来说,约了六点,五点五十五分,是他的准时。六点是我的准时。在这种默契之下,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也都方便。

有没有“迟到”才是“准时”的呢?有的,那是我在剑桥的时候学到的。如果有人在家里请吃饭,主人说:“请大家七点光临。”那么,客人应该在七点十分或十五分,才到达敲门。为什么迟到反而是礼貌的呢?主人在家里张罗,可能会太多事情准备而误了时间,客人稍为迟到,让主人有多一点时间完成最妥善的准备工作,是一种体恤的表示。

在这种情况之下,“迟到”才是一种美德呢。不知道这种英格兰的文化,在欧洲大陆的德意志,是不是也有所传习?不过,倒是在岛国,无论是“准时”、“提早”还是“迟到”的时间观念,不是常常听说。

Wednesday, 23 November 2011

戏剧盒“新剧季”:《玉梨魂》

这个学期教“新加坡剧场”的课,选了几个跟性别有关的作品,发现近十几年来,开始出现女性课题的剧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都很有特色。刚好今年的戏剧盒“新剧季”推出的两个新作,都是跟女性有关的。非常期待。

第一个上演的《玉梨魂》,剧作者是吴倩如。她曾经在90年代中,写过《妈妈的箱子》,演过好几次,每一次看演出或是读剧本,都让我感动。那是一个经典的作品。当年和林春兰的《后代》前后推出,两个经典。这次的《玉梨魂》,有四个女性角色,三代人。我在剧中看到我所认识的女性亲人的影子,然后从她们的身上,看到我自己。

女性书写。女性写她们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在男性的意识中,透过男性的视角来写女性。女性写她们的挣扎,也写她们的主体。但是,现实是,她们的书写往往难以摆脱男性意识与权力的笼罩,更不用说是她们的社会存在了。这方面,我看来可以期待“新剧季”的另一个作品《老处女》。

玉梨魂
2011年12月1—4日(星期四至星期天)

编剧:吴倩如
导演:杨君伟 (2009年凭《上身不由己》获海峡时报“生活!戏剧奖”提名最佳导演)

演员:骆明珠、谢伊敏和林宝凤
特别演出:卢眉桦 (1980年国家杰出青年奖,1997年国家文化勋章,敦煌剧坊创办人之一)
票价:S$28

剧情简介 大伯母出殡当天,妈妈叫大女儿去跟堂姐拿回祖母留下的玉镯。故事从这里展开。剧中的妈妈、大女儿、小女儿碰在一起,不是自怨自艾,就是针锋相对,或说些不清不楚的往事……

详情见:戏剧盒的部落格

Monday, 21 November 2011

大學城中的餐館

第一次到德國,就來到一個大學城。十月底,到 Erlangen 開會,會議的主題是「高行健:自由、命運與預測」。前幾年,在歐洲和亞洲各地,開過好幾次以「高行健」為主題的會議,多數我都參加了。這一次,又見到好些老朋友,而且也見到高行健。在十月秋高氣爽的天候中,分外高興。

會議的細節就不說了。每天晚上,會議結束之後,就在 Erlangen 的城裡找東西吃。找來找去,好像多數的餐館都是義大利菜,偶爾還看到越南餐館。想要找一家道地的在地餐館,不懂得德文,好像還滿難的呢。餐館門口,就像大多數我所知道的歐洲餐館,都把菜單擺出來。義大利菜吃得比較多,即使是不懂義大利文,菜單一看也還是明白,於是就避開。

終於來到一家,看著菜單,完全沒有頭緒。我想,這應該可以試一試。



走進去,看起來就像在英格蘭的地方酒館,長木桌,配上簡單的木製椅子,白色鏤花的簾子,遮蓋著窗子的下半部,牆上幾幅簡單的掛畫。裡面只有兩三桌,幾個人在喝啤酒。當然啦,德國啤酒。可惜我一點都不愛喝啤酒。

“May I have a table for one please.”

侍者帶我到一張小桌子,那是整個餐館最後一張兩個人的桌子。整個餐館,只有這一列三張桌子,是小桌子。旁邊的兩張,都已經有人坐了。整個情景頗有趣的:餐館空蕩蕩的,而這個角落的三張桌子,卻都坐了人。

“Do you have an English menu?”

“Sorry, we don’t.”

“That’s ok, I will try.” 我對侍者笑了一下。

沒問題的,我想,從「前菜」一欄點一樣,從「主菜」一欄點一樣,上什麼菜來,就吃什麼菜囉。我還有一個絕招,價格比較低的一欄是「前菜」,比較高的是「主菜」。至少不會點到兩個「前菜」,呵呵。

當我正在埋頭研究德文菜單時,坐在我左邊的一位老先生,突然對我說:“Do you need some help?”

我高興極了,竟然遇到貴人相助。於是在他的非常流利的英語,以及在地人熱情的推薦之下,我點了道地的馬鈴薯湯,以及在地風味的牛肉。



馬鈴薯湯非常濃稠,上面一抹 cream,一點酸味,正好刺激味蕾,使得濃濃的馬鈴薯味不會太膩。



這道煮牛肉,淋上醬汁,配以水煮馬鈴薯,還有旁邊的煮熟的半個梨子,配上 cranberry 醬——天啊,整道菜還有味道,完全就像是我當年在劍橋的學院吃晚飯時會上的主菜!我這才知道,原來當年吃得這道菜,是源自德國的菜色呢。



來 Erlangen 之前,B 就囑咐說,一定要試當地的白酒 Franconian wine. 老先生介紹菜單時,我就問他了。白酒上桌時,竟然是這麼有特色的酒杯盛著的。試了一口,濃郁的甜味,帶著淡淡的香氣,果然與一般的白葡萄酒的味道很不一樣。

點了菜後不久,老先生約的朋友也來了,也是一位老先生。他們倆一直就用德語交談,我當然也不懂他們在說什麼。吃完之後準備離開,我站起來,向老先生點一點頭,微笑地向他致謝告別。

「非常感謝您,讓我有機會嚐到道地的食物。這是我在這裡最難忘的一頓晚餐。」

「不要客氣,」老先生說:「你是來這裡旅遊的嗎?」

「不是的,我是來開會的。是大學主辦的一個有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會議。」

「會議地點在什麼地方啊?」

「就在 E-Werk.」我說。我把 Werk 發音成英文裡的 work.

「哦,E-Werk.」老先生說。他的發音是 verk. 我才想起,對了,德語中的 w 都是讀成 v 的。

「哦,歡迎你來到 Erlangen,」這時,另一位老先生說:「我們都是這裡大學的退休教授。」

我又驚又喜:「真是我的榮幸啊,讓教授幫我點了一道美味又難忘的在地晚餐!」

老先生們看起來是那麼平凡和善。他們讓我想起劍橋,哦,又再想起劍橋了。無論是劍橋,還是 Erlangen, 在這樣的一個大學城裡,隨便找一個人問路,都可能是教授啊。

Friday, 30 September 2011

失踪

从星期一开始,失踪一个星期。失踪到什么地方,我不会说。否则,以后就难以失踪到这个地方了。不是台北,真的不是。虽然还是很想念台北。这个地方,有一点像我比较熟悉的 80 年代的台北。

失踪,我已经从这个部落格失踪了将近五个月。从伦敦回到岛国,渐渐的不是很想写,不知道是因为倦怠,还是因为日子已经变得平庸。这几天的失踪,为的是要整理文稿,准备出版散文集。很久以前就应该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看了我的部落格,从中选择一些可以印刷成书的文字。这才发现,原来这四、五年来,累积了不少文字呢。

很多文字,都是一时感触之下,匆匆完成。有的可以不用怎么更动,就收进了书中,有的需要稍为修饰。

重新阅读自己,阅读五年来走过的历程,有许多感触。因为这个部落格,使得我过去五年的经历,有了详尽的纪录。就为了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继续书写,继续分享我的感受和想法。

Wednesday, 18 May 2011

公民意识与群体精神

最后一场群众大会,我选择了工人党在实龙岗体育场举行的那一场。5月5日,星期四,冷静日的前一晚。

群众大会七点正式开始,我在六点过后不久抵达。有盖的观众席已经全部坐满,可以站的地方也站满了人。草场边临时搭起的讲台,围绕着也已经又坐又站的,围了半圆的一大片。体育场的出入口,不断有一群一群的人走进来。当我从地铁站走向体育场时,也是三五成群的人,静默的,快速的,朝着体育场的方向走着。他们肯定不是邻里在傍晚出来散步闲逛的人。

接近讲台的部分,人们都是坐在草地上的。有的准备了报纸,有的就直接坐在草地上。下午下过一场雨,草地虽然没有积水,还是感觉潮润的。大概几百个人围着讲台坐着,后面的都是站着的。

七点过不久,候选人聚集在讲台上,开始演讲。这时,听到我身后有人大声说:“前面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开始没什么动静。我本来以为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不久后转头看,才发现后面的人一大片已经坐在草地上,陆续的有人也响应地坐下来。我和附近的人,成了夹在中间的一小群站着的,前后都是坐着的人。我赶紧坐下来。身边的好些人也逐渐坐下来。

好几次的“坐下,坐下,sit down please.” 之后,一整片几乎都坐下了。有不少人早就准备报纸或是纸皮,垫在潮润的草地上。有一个男子,一直不肯坐下来,鹤立鸡群般的站在周围都坐下的人群之中。人们请他坐下,他说:“我没有带报纸,怎么坐?”有人说:“别人也是没有报纸啊。”他还是不坐。不久后,有人递过一张报纸,说:“本来留给我的朋友的,还没有来,先给你坐。”男子接过,终于坐下。

大家都坐下了,我听到后面传来一些欢呼声。

从七点开始,早来的六点就坐下来,一直到十点出结束。几乎没有多少人离开,绝大多数都静静的坐着。坐着其实比站着辛苦。为了腾出空间让站着的人坐下来,每一个人都尽量靠近,双脚盘起来,没有伸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人喊苦喊累,而且,三个多小时,几乎动也不动。偶尔有人想要离开,坐着的人们就会尽量挪开,还总是有人伸出手来,扶着艰苦的走出去的人。

接近十点,情绪越来越激昂,Sylvia Lim 说完之后,大家以为大会结束,全都站起来。原来还有刘程强的总结。于是,大家都站着听了。这时,我看到人们的脚下,散布着报纸和各种纸张。我心中盘算着,等群众大会散去的时候,我开始捡人们留下的纸张的话,也许其他人也会跟着帮忙捡纸。

演讲还没有结束,有几个人穿梭在激动的人群之中,手中提着袋子,开始捡纸了。看起来不像是工人党的义工,可能就是来听演讲的民众。旁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开始帮忙捡纸。不久,所有的各种纸张,都被捡得相当干净。

人们常常认为新加坡人没有公民意识,我向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上下地铁,自动扶梯上,走在人行道上——各种公共空间,常常都是如此经验。人们相当自我,没有意识到周遭的人的存在,没有顾虑到身边的其他人。

但是,这次的群众大会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在群众大会上,人们有一种群体的意识,而且是一种自救自强的意识。那是一种 empowerment. 人们的群体感,超越了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私的心理,而且通过群体关联的行动,具体表现出来。当群体意识被召唤,在某些人的带动之下,形成一种互动和得以蔓延的行动,那是富有感染力的积极力量。这种力量,也反过来再次强化了群体的精神。

这次大选,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新加坡人的公民意识,并不是完全缺乏。只是,在这些年来,这种公民意识,因为社会环境与管理的方式,被弱化了,甚至被消解了。在现有的社会体制运行的方式与气氛中,似乎告诉人们,公民意识并不是什么需要的或可取的。国民教育即使是有提倡这种公民意识,实际运作的社会体制却并不鼓励。当人们脱离或尝试脱离这种体制的时候,公民意识又重新出现,而且发挥巨大的作用。

Monday, 25 April 2011

既得利益者

作为既得利益者,你往往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既然制度给予你最大的利益,你还有什么理由挑战制度?所谓的务实主义,就是确保既得利益不会受损,确保体制继续给予你一向来可以获取的利益。那是同样一个观点。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为了某一种理念,为那些被主流价值所边缘化的人,牺牲一点你的既得利益呢?如果你是的话,你会为那些边缘的社群做出一些努力,即使你不是这些边缘社群的成员。那是需要勇气和理想的。既然是边缘社群,就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在这个以大多数利益为前提的务实主义的制度中,往往被人遗忘,甚至受到压制。

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属于这个体制中的某一个边缘社群的成员。但是,我们也属于另外一个主流社群的一分子。你的思考和关注,通常会从那个主流的角度,还是从那个边缘的角度出发?前者,让你感到舒适,后者让你感到焦虑。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成为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务实主义者还是行动主义者,就看你的选择了。

Friday, 22 April 2011

到台大当交换学生

和同学讨论功课时,ZY和JS说,他们下个学期要到台大当交换学生。提起台大,我就兴奋。我说,我也是台大毕业的,台北很熟,问我就对了。ZY表示怀疑,我的台北咨询是否及时。我说,我准备当导游,带团到台北呢。我实在很羡慕他们,虽然我曾经有过四年台北的黄金岁月。能够以学生的身份,在台北,在台大,那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我开始无法控制,告诉他们在台大附近的各种具有特色的书店,以及具有特色的咖啡馆。前几个星期,和高中同学聚会,他们问起台北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以去,我自然乐得提供各种资讯,毫不厌烦的写了长篇介绍。想起S曾经画过一幅台北的咖啡馆地图,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伪台北人啊。我比S幸运,可以每年一两次回返台北,而且近来已经成为习惯。P在香港念书,郁闷的时候总是飞往香港,即使一个简单的周末。我也差不多如此,愿意只是在台北逗留三几天。那是一种心灵的净化,或者现实的逃避。每个人心中,总是需要一个可以逃避或者净化的地方。岛国的压迫感,还真是无以遁逃呢。ZY和JS,祝愿你们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台北之旅。我们以后就是校友了呢。

Tuesday, 5 April 2011

论坛剧场来南大

戏剧盒是这些年来在新加坡做最多论坛剧场的剧团。他们多数时候在社区演出,把社会课题直接带到大众的生活空间。这也是论坛剧场的重点。人们可能以为可以回返自己的生活空间,就不必面对社会问题,问题变得与己无关。可是,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问题所再现的意识形态仍然充斥社会,形成压迫性的氛围。

戏剧盒让这些问题,直接摆在眼前,人们必须面对,必须认识,必须思考。

南大人文学院的小小的剧场空间,不久前演出中文系同学全力制作的《棺材太大洞太小》,现在又有戏剧盒带来的论坛剧场《多少?》。听说,英文系也有好些活动在这里举行。看来,这个空间的出现,可以期待许多惊喜。

Tuesday, 29 March 2011

《我爱阿爱》的惊喜

上个星期看实践剧场的新戏《我爱阿爱》。中场休息时,坐在我前一排的一个男子,转过头对相隔两个孩子外的女子,用英语说:“我以为我会不喜欢这个戏。想不到的是,我很享受这个戏。”

他们看来是一家四口,年轻夫妻和两个还不到十岁的小孩。也许是第一次进入剧场,看一个华语戏剧。看看观众席,看看他们的表情举止,好像还不少是这样的观众,不像是剧场的熟客。

《我爱阿爱》走的是比较大众化的路线,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戏,倒是也有接二连三的小惊喜。杜国威剧本的情感丰富,黄美兰导演的节奏掌握,都是这个戏让人颇为享受的元素。虽然没有大震撼大感动,没有情绪的大起大落,却是不时让人感觉温馨。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说,华语电视观众那么多,怎样才能够把他们吸引到剧场里来。郭宝崑当年常常这么说的。剧场毕竟不是电视剧,做剧场的人,也多数很清楚这点。那些带着好奇或者怀疑态度进到剧场的人,如果带点惊喜离开,他们会继续前来,期待剧场给他们新的惊喜。

对我来说,最大的惊喜,是傅正龙的表现。好几场戏,都是独白,他能够将全场的注意力,都被他的表演牵引。其他时候,那个有理想的,而又腼腆的宅男形象,他也表现得生动。上一回看他演戏,没有那么深刻精彩。也许是杜国威创造的人物,让他有表现机会,而美兰作为导演,磨戏磨出来。

对了,舞台设计,郭践红的作品,有气魄也有巧思。不多说,免得破坏还没有看戏的观众的乐趣。果然,践红的舞台设计,总是让人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