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
早报书选系列第三场对谈会上星期六（29日）在城市书房举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与许维贤主讲“备忘与遗忘——小说与散文的记忆方式”。
两人主编的《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以及许维贤（笔名翁弦尉）的散文集《第二张脸》入选“早报书选2016”。
柯思仁与许维贤挖掘新华文学从战后至今的短篇小说，然而，本地从1965年至2004年间就有超过90本选集出版，为什么还要再出一本小说选集？
柯思仁认为，文选多是好事，读者可以看到新华文学各种不同的观点、想法与焦点。
“每个主编选的篇章，以及他们如何处理篇章的角度、态度、方法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文选太多。”
他进一步说明，两人在大学里教文学，同时也是创作者，因此在编选时，以他们的训练和经验，编出拥有他们特色的小说选，希望读者从书里看到两人的用心与想法。
他说：“怎么选，哪些作家、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编选不是比赛，每位作家我们只选一篇，但不一定是那位作家最好的作品。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从我们的角度和观念，以及整个文选的架构，适合的就放进去。”
谈到编选标准，对谈会主持人、早报副刊《文艺城》编辑谢裕民指出，选集里收录较多八九十年代的小说，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的比较少。
柯思仁说：“开始编书时，我们的时间范围是新加坡独立以后，以1965年为起点，这是很有问题的……从文学、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1965年有足够意义作为起点。我想在处理小说选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历史化地看小说的出版，因此我们把40和5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编选进来。”
他认为，二战时期是个重要的分界点，人们一方面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幻想幻灭，另一方面又经历日本人的残暴统治，逐渐觉醒，在思想、意识形态和认同上有所转变。选择40至60年代的小说，让读者有历史意识，知道这个时期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创作状态是什么。例如那时期的作品很多写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反映出建国时期的社会对普通老百姓的关心是很强烈的，从政党到社团、文化与艺术团体都关怀普通人。
不过，选集里的小说还是偏向80、90年代，因为80年代是新加坡文学艺术文化活动非常精彩的时期，而“这时候的作品跟我们现在的存在状态比较有关联”，包括关心的问题以及表达方式。
文学作品不是法律文件
再说到纪实与虚构，小说与散文的划分，许维贤指出，所谓的纪实与虚构之分其实是西方发明的文类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他也说，书名里的“备忘录”不是法律上备忘录，更多偏向中文语境的备忘录，“第一个界定是：记得，随时记录下来帮助记忆的笔记本；另一个界定，也是我本身比较倾向的界定是：准备遗忘。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存在记得与遗忘之间。”
他说：“回到散文集或小说集，你写的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有没有造假？这是个伦理诉求。可是，文学作品是不是法律文件？法律文件要求具体明确，但文学有时是没办法具体明确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以法律的角度看文学会是灾难。我们把散文看做是证人罪犯的供词，把小说看成是谎言。法律的最终功能是道德审判，但文学是法律吗？……我们需要这样阅读文学作品吗？这是我的反诘。一刀切是不是为了方便人们或者统治阶级进行道德审判？当然这有点夸大，但我们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