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半世纪 回首一百年

◎ 柯思仁

《摆渡》说的是新加坡半个世纪的华文戏剧，配合共和国独立五十年的历史性庆典。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为了展现独立建国的特殊意义，《摆渡》将重点放在五十年来华文戏剧走过的旅程，是可以理解的选择。此时此刻，除了以一九六五年为起点，有所回顾与怀想，进行反思与前瞻，也不妨记得，戏剧，或任何文化生产，往往有其更邈远的渊源，更广阔的脉络。

新加坡现代华文戏剧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三年的一次跨族群的演出“耆英善社”。百余年来，华文戏剧此起彼落，有过几度繁盛，也有过些许消沉。生成于二十世纪初的华文戏剧，多数以酬赈救灾为演出目的，也意图通过演剧达到移风易俗、推广文明的目的。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新加坡，华社商界、教育界、知识界是华文戏剧的主要推动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文戏剧进入四〇年代末和五〇年代的活跃时期。首先是左翼运动通过戏剧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接着是通过学校为基地，延展扩大的蓬勃业余戏剧活动。中正中学戏剧研究会培养了一代戏剧爱好者，为戏剧发展奠定基础。艺术剧场在戏剧艺术提升和社会意识推动上有所建树，与讲究精致艺术表现的艺联剧团，并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剧团。与此同时，华校的戏剧也结合学生、职工、社会运动，作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进入六〇年代，华文戏剧一方面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另一方面，则由于政治理想各异，分别通过戏剧进行意识形态的宣扬。人民行动党的剧团以戏剧宣传政府政策，左翼的康乐音乐研究会则通过戏剧表现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这个时期的两个主要团体，以郭宝崑为主的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以及程茂德领导的儿童剧社，在艺术形式探索与观众群体拓展方面皆成果丰硕。七〇年代上半期，剧团数目与观众数量，都创造了历史性的高峰。

八〇年代以后，政府开始积极推动戏剧发展，民间戏剧界也进行整合，举办联合演出、戏剧营，成立华文戏剧团体联合会。华文戏剧重新出发，也由于区域局势的开放，有更多机会与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戏剧家进行交流。郭宝崑作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戏剧家，一方面作为区域华文戏剧界交流的推手，另一方面，他也是戏剧观念的带领者，并在原本各语文源流戏剧有所区隔的现实中，成为跨文化、跨族群沟通的推手。

随着新加坡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的改变，以及英语戏剧在八〇年代的崛起，传统背景的华文戏剧界面对危机，也见证新一代双语戏剧工作者的出现。实践剧场在后郭宝崑时代继续发展经典与实验的戏剧，并开创大众音乐剧的成功之路。新崛起的华语或双语专业剧团：戏剧盒、TOY肥料厂、十指帮、九年剧场等，则以不同理念与风格，展现具有活力的多元姿态，也积极进行跨语言、跨社群的对话与交流。

超过百年的新加坡华文戏剧，始于赈灾自强、启迪民智，也参与了国家意识建构、关怀底层社群、重新整合出发、走向专业发展，并在全球化环境中扎根本土、进行跨界对话。《摆渡》将叙述重点放在后半部的历史，以当下的视角重新温习华文戏剧走过的半个世纪。让我们一起，让创作团队为我们摆渡，经历一次华文戏剧历史的精彩航程。

时代的声音

《联合早报》2015年6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三十多年来，看了数不尽的剧场演出。各种故事各种题材，纷纷繁繁让人眼花缭乱，有的感人肺腑，有的惊奇不断，有的引领进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现实世界，有的启发对于熟悉课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要将这些剧作进行分类或概括，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乎同一个时期，也开始参与剧场活动，后来进行戏剧历史的研究，了解更多具体细节，包括人的想法感受，社会的思潮脉动，跨境的文化传播，简化论述更是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英文报记者访问我，要我谈新加坡华语戏剧。记者的问题开宗明义：新加坡华语戏剧过去（六〇、七〇年代）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也有某种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的意识，以及展现左翼思想。你认为这个特征在八〇年代之后有了什么变化？你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我有点惊讶，不过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这些年来，在岛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论述中，华文华语的意义被局限在中华文化的框架里，除了传承文化、连接中国，似乎再也难以开展其他层面的想象。中国的崛起，好像是为岛国的华文华语开拓更广阔的天空，吊诡的是，在岛国的环境里，它还可能被一些人看成是囚禁雀鸟的牢笼。

新加坡的华语戏剧与中国有很密切的联系吗？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现代戏剧在新加坡的发生，是受到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一九一三年，由同济医院同仁联合演出的“耆英善社”，灵感可能是来自早前中国剧团来新演出的白话戏剧。就像那个时代的新文化新思潮，主要藉由华人的语言，南洋华人的思想启蒙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又可以被视为一个传播驿站，而日本是一个更早的驿站，在那之前，还可以追溯到欧洲。

文化传播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语言作为媒介自然指向和语言相关的文化认同，也同时接受文化中更悠远繁复的思想启示。华语戏剧关注中华文化、种族、语言，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却也是想当然尔。其实，新加坡的华语戏剧，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更多时候关心的是人的价值、社会的公正、国家的想象、历史的反思。

一九六〇年演出朱绪编剧的《海恋》，以华族与马来族的跨族恋情为轴，设置于激情酝酿中的多元文化家国想象的背景。一九六六年刘仁心编剧的《百年树人》，以教育工作者克服磨难在山芭建设学校的经历，刻画社会转型时期的理想图像。一九六八年儿童剧社的《錶》，以因偷窃入狱的流浪儿童改过自新的故事，宣扬正直正义的价值。一九七三年林晨带领集体创作的《第二次奔》，以矿工作为主角，反映工人被剥削的现实，并塑造勇敢反抗剥削的工人形象。

这个时期的华语戏剧，几乎没有什么闲暇去理会远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不怎么需要去担忧中华文化传承的问题。那是一个建设社会想象国家的时代，向来具有启迪民智、反映现实精神的华语戏剧，率先积极参与了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关注、国家的认同、未来的愿景，这些才是视野开阔胸怀大志的人要去思考与讨论的课题。

从当下的视角回望新加坡华语戏剧走过的路径，其实我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声音。

记者的访问是为了即将上演的《摆渡》。作为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之一，TOY肥料厂为滨海艺术中心制作了讲述新加坡华语戏剧五十年的剧作《摆渡》，由邹文森编剧，吴文德导演。几年前我与戏剧盒合作有关新加坡华语戏剧历史的研究项目，对历史材料与观察有一些累积。这次《摆渡》的演出，我以剧本顾问的身份参与，提供叙述与处理历史的参考视角。

历史里有一些声如洪钟的呐喊，也有一些隐藏在隙缝之间的低吟。每一个声音都在叙述一种时代的风貌，而我们聆听与再现这些高低繁复的声音时，也在思考着如何面对我们的时代。

残余的雨伞运动现场

《联合早报》2015年6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到香港参加会议，其中一个项目是安排与会者到金钟“占领区”参观，了解现场实况。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环节。以后殖民与去殖民为主题的会议，让与会者在理论省思和辩论之余，来到运动现场，完全符合会议的精神。意外的倒是，雨伞运动自去年十二月落幕，半年之后，竟然还能够亲临占领区，感受这场公民抗命的余绪，只是当时的激昂情绪和壮观场面已经不复存在。

金钟地铁站东北的添美道，就在香港政府总部大楼前，五、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搭建好些大大小小的帐篷，有些是占领人士起居休息的地方，有些则是展示各种新闻、图表、口号、文创作品。两个中年男子，一路陪着我们参观，耐心详细地回答问题。他们流利地使用广东话、普通话、英语，根据提问的语言，在三语之间自由转换。我们来到小小占领区的尽头，人行道一角，整齐摆放几列黄色头盔，其中一个写着：“我要真普选”，另一个贴上标语：“沉默是同谋，行动是自救；没有不可能，只有敢不敢；暴政来临，雨伞无惧立地而起。”

这些年来，香港人在各种社会与政治事件的发酵之中，开始深刻思考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并以行动直接表现诉求。长期稳定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缺少兵临城下的危机感和社会内部结构可能变异的胁迫感，也许就不需要过于紧张身份的界定与认同的指向。这一天迟早还是会到来，迟到的身份搜寻历程，在时间的压缩之下转换成异常强烈的爆发力，也激发社会运动组织与能量的快速成熟。最近因为马来西亚政府拒绝黄之锋入境，媒体上再次出现他的照片。十八岁的瘦削青涩轮廓，散发某种成熟的沉思神态。黄之锋脸上显露的不是叛逆，虽然青少年或多或少总有些叛逆性格。

会议期间也看了一部剧场作品的录影，是去年十一月雨伞运动期间首演，由黄国钜创作的《渔港梦百年》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戏以一个半人半鱼的传说人物卢亭为主角，作为香港原住民的符号，提及卢亭族人三万年前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主要的故事，从鸦片战争与英国殖民开始，历经新界割让和殖民者与乡绅的谈判、香港瘟疫与汉人被强制隔离事件、孙中山宣传革命与售卖革命奖券、香港大学成立与英国人的管治之术等等。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卢亭不同时期向总督和孙中山提出“大鱼山”自治的要求。大鱼山是剧中虚构的地名，与港九地区最大的岛屿“大屿山”谐音，显然意在指涉香港。

卢亭的自治要求被代表英国的总督与代表中国的孙中山拒绝，倒是这个诉求在这个时刻的戏剧中被虚构化的提出，看戏的人联系外在现实的场景，恐怕心里感受深刻。自治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肯定，也是香港人主体意识的表现，可是对应于运动现场的激烈，剧场中的虚构提案及其挫败，又显得那么理想化与无可奈何。卢亭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口齿不清，但又天真单纯的形象，让人平添同情。

看完《渔港梦百年》的演出录影后，我说，更想看接下来的两部，卢亭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八九之后，九七前后，以及面对雨伞运动的当前场景。我不由得想起早在一九八五年，杜国威与蔡锡昌合编的《我系香港人》，第一次叙述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课题，轰轰烈烈，讨论的是香港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的矛盾。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啊。那个历史脉络里，没有自治这个选项和意识。

来到占领现场之前，行经干诺道中的天桥，看到许多人席地坐在天桥的地板上。韩国和日本学者问：“他们是不是那些静坐示威的人啊？”我看了一下，许多女性围成小圈圈，聊天打牌唱歌，有的还随歌起舞。我说：“不是静坐，她们是菲律宾女佣，星期天是他们的休假日。”客工的休闲场域，就在运动现场的紧邻之处。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占中期间，她们得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