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亮起 ◎ 柯思仁
梁文福演唱会的现场，五千个观众安静地等待一次记忆的复习。没有浮躁激动的情绪，倒是弥漫着浓郁的温馨气氛。就如人们所说的，那是整个世代的成长经历。八〇年代，经济起飞社会稳定时期的身份认同探索，旺盛创造力的迸发与表现。颜黎明、洪劭轩、叶良俊、水草三重唱，这些名字都是那个世代曾经在舞台亮起时闪耀的名字。
终于在三十五年以后，梁文福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他鲜少在聚光灯下出场，却以动听的创作词曲将新谣推向世界舞台，被誉为新谣的教父。这一晚，他的演唱会有当今红遍华人流行音乐界的陈洁仪和蔡淳佳担任现场嘉宾，也有林俊杰和刘德华的录影祝贺。
我坐在台下，默默感受这个世代的温柔情愫，目睹新谣从少年抒情到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我，在这个过程中是缺席的。八〇年代中，我在台湾上大学，整整四年，大多数时候不在新谣现场，经历的是台湾从纯朴校园民歌转型到热情流行乐曲的时代。蔡琴的柔情似水，苏芮的声嘶力竭，薛岳的重金摇滚，罗大佑的社会批判。那种波涛起伏的脉动，仿佛预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
那一年，大一暑假结束，准备回台北升大二，行李箱中带着一张卡带，《明天21》。那是新谣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我唯一买过的一张。专辑里的那首《邂逅》，巫启贤和黄譓赪合唱：“入暮的山途独有我彳亍，落红铿然显凄清。低吟起那幽阴的歌，歌声抖出了萧索”。幽远回转的歌声，文艺腔洋溢的词曲，我的台湾同学听了，说：“喔，那么清纯，是新加坡的歌吗？”我说：“是啊，那也算是一种乡愁吧。”当年青涩的乡愁。
也许是因为空间的距离，一张卡带反复听了几遍之后，乡愁也就逐渐淡化。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在那个通讯不发达快速的年代，只是偶尔和家人一通昂贵的电话，或者来回一趟得费上两个星期的书信，若有似无的连接。其他时候，精彩纷繁的台北，正在经历解严前夕的风起云涌，无论是文化艺术活动，还是社会政治运动，占据了我的成长年岁，也满足了我对新知识新体验的饥渴。
《明天21》之后，新谣从此成为我生活中淡淡的想象，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也许因为没有太多的投注。当新谣那代人的创作出现在张学友和刘德华的专辑里，当新一代的新加坡歌手阿杜和孙燕姿崛起华语歌坛，我已经不怎么听流行音乐了。回过头来看，我的缺席，使我得以运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身份认同的构成，也使我保持理性的抽离感，得以思考与检视新谣的意义。
这些年来，我指导的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好些选择新谣或新加坡流行音乐为题目。他们和我讨论时的眼神，有时会散发一种发现和建构自我的光彩。我总是会叮嘱他们，情感投入是研究的起点，不过，过程中得要保持客观与批判的态度。我这么说是容易的，对于他们，如何与自己感情丰沛的年少时候有所切割，还真为难他们了。
南大中文系的同学已经把梁文福的《细水长流》当作系歌来唱了，每年几次系里的活动都要热情高歌。“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年少时候，谁没有愁，满腔愤慨，唯有你能听得懂。”我听了几次之后，这首歌好像也嵌入我的成长记忆之中。他们的成长似乎就是我的成长；是他们的记忆还是我的记忆，有时候也真分不清楚了。
那晚的演唱会开始不久，舞台上投影的旧照片叙述着文福的成长时期，其中两张合照有我的年少身影。一张是七〇年代的小学班级照，一张是九〇年代毕业后的聚会照。整个晚上演唱的好些歌我并不熟悉，甚至感到陌生。不过，从观众的深情投入，从文福的娓娓道来，我仿佛来到八〇年代的那个属于某个世代的年少时候，经历一次自己曾经缺席的历史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