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影中人

学期末的最后一次讲堂课，师生合影。（摄影：邱振毅）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0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学期即将结束，系学会主席来电邮说，最后一次讲堂课要来拍集体照，问我方便与否。他说，那是要为老师和同学留下美好的回忆。

怎么会不方便呢，短短十来分钟，换得长久印记。

等待这样的电邮，这几年来，其实已经成为学期末的一种习惯。中文系大一到大三每年都有必修课，一遍又一遍，上百个同学骚动一番，摆阵般找到各自的位置坐下，还总不忘留下中间那个最显眼的给老师。先一张正襟危坐的，再一张顽皮搞怪的，一整个学期的专注与投入，紧张与满足，就此定格。画面上锁定的不仅是某个讲堂的学术氛围，还有十几二十的清纯笑颜，以及一点一滴建构起来对于中文系的归宿感。

拍摄集体照是中文系的传统。最早的一张，应该是二〇〇九年的第一届毕业生，身穿礼袍头顶方帽，身后是宏伟古雅的华裔馆，既是生活场域，也是历史背景。如今，每年七八月的毕业礼季节，这样的场面，都是一次兴奋与期待。蔚为大观的焦点，当然是那衣帽端庄整齐排列的毕业生，让人欣羡与祝福。更为戏剧性的，倒是在镜头以外的那些注视眼光。最早是为数不多的亲友同学，后来围观者不断增加，甚至还有路人游客驻足观看，场面仿如国际巨星风光登场的记者招待会。

一生一次的毕业集体照，即使充满荣耀，却难以网罗整个大学过程的许多细节与片刻，于是开始有了必修课结束时的留影。大四没有大班课，同学们又呼吁选修课也要拍照留念。照片上传到脸书，姿彩不一的画面，再现每班师生各有特色的互动。按一个赞，喜欢的也许是甜蜜的回忆，也许是青涩的生命，也许是充实的过程，也许是刹那的感动。

回想起来，在公教读小学和中学的时代，学校都会安排全班同学与级任老师拍摄集体照。每年总有一天，会有一节课不必上，同学们来到操场上，先根据高矮排成行列，再鱼贯走到早已经架设好的摄影机前，第一排坐下，第二排站立，第三排站在长凳上。每一张稚嫩的脸上表情各异，有的咧嘴而笑，有的两眼发呆，有的眉头紧蹙。十年的照片一字排开，从幼童到少年，身高容貌的成熟仿佛也铸刻着学识积累的痕迹。

集体，也许是和华文教育密切相关的概念。集体照通常不只是为了在毕业刊里登载，纯粹只是留下作为集体的记录。那个年代，学校会让同学们订购冲洗出来的黑白集体照，带回家小心翼翼地贴在薄薄的相簿里。每一年贴上一张新的集体照，重温一次过去参与的集体。我曾经是某班的一分子，某老师曾经是我们的级任老师。一张集体照，代表某个集体，召唤某种集体意识。

那是从前的事了，相机还是奢侈品的年代，具有摄影功能的手机更是无法想象。这些年，上完一个学期的课，常有同学握着手机对我说：“老师，可以和你拍个照吗？”怎么会不可以呢？短短的几秒钟，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到说：“谢谢老师。”是谢我愿意和同学拍照吗？还是谢我教了他们一个学期的课？我的心里带着一丝满足，也难以避免些许不舍。下个学期，我开的另一门课，还会不会见到这些熟悉的脸孔？

最近，同学之间流行起复古的拍立得相机。咔嚓一声，一张纸从相机里冒出来，轻轻晃动几下，影像逐渐清晰。现代数码摄影太虚幻，没有可以掌握触摸的实体。古代的那种确切存在无法复制的纸张，更让人懂得珍惜的价值，也成为独一无二的拥有。不过，当然还是要再次转换成数码，以便可以上传脸书与人分享。

实体相片，在当年还真需要耐性才看得到。一卷一三五型负片可以拍摄三十六张，也许需要两三个星期或者更久才用完，冲洗出来又再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照片，难免喜不自胜。回到家里，用原子笔在照片背后，当心不要太过用力留下刻痕，字体端正的在左上角写同学的名字，右下角写自己的名字，中间字体稍大，总是那句俗套却又诚挚的“莫忘影中人”。

记忆与记录之间

苏格兰斯凯岛（Isle of Skye）的民宿。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6日
舞台亮起 ◎ 柯思仁

那年离开剑桥之前，和父亲与妹妹开车游走苏格兰高原。那是11月初冬，高纬度的北国天色四点以后就开始暗沉。我们没有预订旅舍，在黑漆漆没有路灯的乡村道路上行驶，看到远处微微闪烁灯火的人烟，就像看到希望。那种称为“床与早餐”的民宿，门外总是会挂着一个牌子，写着“No Vacancies”的话，就得要继续到别处寻找希望。如果有空房，那个“No”字就会以板子遮盖起来，只露出后面那个闪映着光泽的 “Vacancies”一字，也许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夜的归宿。天暗地寒的冬夜，那个字意味的不仅是旅途的驿站，简直就是家的温暖。

民宿其实也就是一个家，经营者往往就一家大小住在里面，每天迎来送往那些暂时停下脚步的过客。有一次，我们住进一个四周都是田地的房舍，主人开了一瓶红酒招待我们，围坐在柴火旺盛的壁炉旁，相隔千里的苏格兰与新加坡，就这样在温淳的氛围里有了交集。这是跋山涉水的旅途，还是已经回到家了？哪里是旅途哪里是家，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加以界定。

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喜欢旅行，比较渴望的倒是离家的感觉。吊诡的是，离开那个世俗意义的家之后，却又热切盼望在他处得到别的归宿。四年大学在台北是如此，三年博士班在剑桥是如此，七个月研究假在伦敦也是如此。因为停驻时间相对比较长，家的意义逐渐孕育成形，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建构，于是也就可以理所当然把这几个地方称为家，甚至在记忆中占据更为显著的位置。更为吊诡的也许是，即使在他乡实现家的想象，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岛国这个世俗的家。

生活中感受局促压迫的时候，台北或剑桥或伦敦总是会倏然出现。某个场景，某片光照，某些声响，某种味道，也许形影声光并不特别明晰，记忆中镶嵌着当时的感觉却是强烈，不断在远处喁喁召唤。后来因为工作或者休假，在各地留下零零星星的足印，三几天晃荡往往不算怎么深刻，长期累积下来，倒也为记忆网络缀织一些此起彼落的光点。

我的记忆特别不好，多数时候无法将经验直接铸刻在脑袋里，幸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加以记录。从小就有机会锻炼文字，数十年来不断书写成为一种无法戒除的习惯，正好补充贫弱记忆的不足。书写于我而言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一种privilege，一种条件配合之下偶然获得的特权。我因此不需要结绳记事，也不会因为记性不好而将前半生事迹大部分遗忘。中学时期开始因为书写而得以赚取些微稿费，有一点闲钱就买了相机。最早使用的是135型负片，十年前则换用电子相机。我不要求摄影器材精良，只期望能够借用简单工具协助记忆保存。

文字与图像的记录，为自己留下生命存证，时刻让我翻新记忆，并提醒我各种各样不同时空坐标上的离家与归宿。无论是剑桥的耽溺或是伦敦的宅居，还是各个域界的漫游浪荡，记录下来的恐怕不止是有形的风景行踪，更深刻的也许是刹那的愉悦或者瞬间的感悟。

这些年断断续续的记录，终于有机会正式与读者见面，收存在新出版的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里。书名取自一篇关于剑桥附近的格兰骞士德村的文章题目。那里的自然氛围与悠闲气息，仿若人间仙境一般邈远，却又有家的亲切温柔。我不写诗久矣，也不太喝英格兰茶，而明媚宜人的春光，在长年炎夏的岛国，何啻一种奢望。也只有在这个比剑桥还要朴素的格兰骞士德村，坐在苹果树下喝茶吃司空饼，才会浮现此般诗情画意。当下都没有或者已经没有的事物，庆幸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那么真实存在。

把诗、春光、茶这几个于我而言如梦似幻的元素编织成书名，算是记录曾经有过的归宿，也标示着继续求索的漫漫长路。

十八年后

看完跨文化戏剧学院毕业生演出《市中隐者》，实在难以避免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一次演出。庆亮问我想法，就像每一次我看完他导演的戏之后那样问，觉得怎样。我跟他说，成熟之作，看到独特的导演风格。我像是在看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演出那样给他意见。

不是说十八年前那一次不成熟。当年电力站开幕不久，那个小剧场简直就是戏剧试验者的神殿，那么简朴空旷，是一个让人尽情发挥的黑色箱子。越是空的空间，越是导演创意挥洒的地方。何况当年郭宝崑创办的粗生剧场，这个概念正是激发年轻创作者探索开拓的热情。

就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市中隐者》在一九九六年登场。当时郭庆亮是英语剧团必要剧场的驻团导演，我的戏能够以必要剧场之名演出，是我至上的荣幸，因为这是个让我景仰的剧团，两个艺术家Haresh与Alvin是我的好朋友。能够让庆亮导演，那也是充满欣喜，因为他的诚意，以及我们常常对社会文化课题的投契。

那次演出，印证了郭先生所倡议的粗生理念，不精致但充满爆发力，剧中所蕴含的那种无助与压迫感，也由此更得到伸张。十八年之后，我总是跟庆亮开玩笑说，我们都成了“卡位中生代”。还有那种无助与压迫感吗？好像他和我都还有。也许如此，我们都还有不满不平之慨。

这次演出，整体制作精致得多，剧场空间、灯光、音乐等等，具有专业水准，也是十八年来整体艺术培育的成果展现。这些艺术家都经过多年磨练，也跟导演合作多次而培养深厚默契。我不得不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整体艺术氛围成熟许多，从Sasi, Ivan Heng, Alvin Tan这一代的艺术家得到文化奖的肯定，就可以看到具体成果。庆亮正是他们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不过，他的起步也正赶上整个世代的崛起。

“公园男女”、“厕所两男”、“电话之间”三场戏，也就是整个演出采用英语的部分，基本保留了原剧中的架构。“公园男女”的对白也大部分保留。“厕所两男”则根据原来的情境重新写对话。“电话之间”的对话基本上保留，不过情境有改动，原来是在讲电话，根据当下沟通方式更改为传送简讯。首先，英语演出让我感觉比起第一次华语演出顺畅自然得多，节奏也不会卡卡的。是因为演员掌握英语的能力比较强？还是英语比较适合叙述戏中创造的情境？

其他部分，主要保留的就只是“寻找隐身术”这个符号，表演出来则是演员个人的记忆与经验。我一点都不在意原来的大段独白消失，反而因为这个符号看来对于演员有反思挖掘的意义而感到欣慰。他们大部分用我完全听不懂甚至无法辨认的语言来讲述，我只能够通过英文字幕稍为了解，因而很多时候错过了他们的表演。

这些看起来不甚相关的片段，以及原来剧本中的几场戏，互相串联而生成互文，这是导演的功力表现了。庆亮擅长带领演员即兴创作，并组织成篇。我倒是期待他能够采用这种方式，创作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戏。也许，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象或情境，由他和演员进行创作。这种过程有点像赖声川，不过赖导的戏比较肥皂，庆亮的戏比较写意。

最后一场，女演员（婉婧）独自坐着沉思，场灯渐亮，演员则完全没有反应，其他演员也不出来谢幕。意境是借用自十八年前的那次演出。不同的是，当年的女演员是那个城市里的尘俗女子，这次是扮演侠士的女演员。两种不同身份，同样的情境。如果没有两次演出的互相对照，不容易看出某些深意。

演出结束，在剧场外见到庆亮的儿子，第一次正式跟他握手说话。我其实很想说，他是在第一次《市中隐者》即将上演时出生的。不过我没有说，只是在心里感叹，十八年了啊，只是这么一转眼呢。

秘密阅读：以诗和春光佐茶

《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日
文╱陈宇昕

剑桥仿佛是个能够唤起文思的特殊所在，从徐志摩到陈之藩，多少留学剑桥的文人骚客，写下了美丽浪漫诗文。

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

毕业自剑桥大学的柯思仁，一如徐志摩诗中所说的，撑一支长篙，漫溯剑河，在那如诗的国度，写下了关于剑桥生活的文章。这些篇章今集结成册，收录在即将出版的《以诗和春光佐茶》（八方文化创作室），再现了作者的生活反思。

柯思仁是本地华文文坛六字辈健将，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是研究高行健与戏剧的学者，同时也是本地杰出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市中隐者》，最近便由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执导，以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重新搬演，一再为本地剧团演出。

距上一部散文集《如果岛国，一个离人》（与黄浩威合著），柯思仁已经10年没有出版散文作品了。新作《以诗和春光佐茶》收录他在1996、97年剑桥修读博士时期的散文，以及2010年他在伦敦从事学术工作时的文字，成为“耽溺剑桥”、“宅居伦敦”两辑的主体。“漫游域外”一辑则收录了他的游记文章，“记忆岛屿”则是关于新加坡与台湾的记忆。

柯思仁的散文总带有一种学人的反思性，他总能在日常生活中思辨文化与身份等课题，即便耽溺也不至于陷入浪漫的深渊。

对比徐志摩、陈之藩眼中的剑桥

柯思仁说，陈之藩是“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更巧的是，两人都是圣艾德门学院的学生，不经意发现这个关联，顿教柯思仁神迷心驰，开始将身边的点滴与陈之藩《剑河倒影》的文字对照，幻想他们看的是不是同一个风景。

“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〇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〇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〇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为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页18）

剑桥是个倚河而生的城市，剑河便是剑桥的生命之河，因此在河上撑篙漫游，成为剑桥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传统，多少年来都被保留下来，剑河上总能看见小木舟的身影，何其写意浪漫。柯思仁不禁发出喟问：“作为一个剑桥人，怎么可以缺少一次往剑河上游荒野漫生两岸的那段河道撑船的体验？”（页43）

对剑河的爱恋让柯思仁和朋友们成为撑船的好手。他们往Grantchester方向上溯，离开市区，尽览剑河上游“完全不可想象的狂野与旺盛的生命力。”（页45）甚至在大雨中有点心慌地撑船回返，弄得全身湿透，仍视之无上荣幸。

作为剧场人，柯思仁在旅居与旅游期间也常观看当地的剧场演出，他在伦敦看Peter Brook的“11 and 12”，在巴黎看高行健的《生死界》，在韩国看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版本的《四川好人》，这些观感以及他和这些剧场人的互动的小故事，都收录在文章之中。

在观看Marcos Malavia导演高行健的“舞蹈诗剧”《夜间行歌》后，柯思仁发觉演出与他想象中高行健的诗化戏剧有很大的差距。他问高行健，对导演有什么要求，高行健则开放地表示，完全让导演诠释各自的风格，表示自己看戏时不过是一个观众。柯思仁接着写道：“刻意寻找导演如何处理高行健的戏剧，是不是有什么主观诠释下的改变，那显然不是剧作家的目的，而是评论者和研究者的任务了。”（页104）

身为剧作家，柯思仁在创作时会刻意留下空间给导演、演员进一步诠释、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一部剧总需要很长的时间酝酿构思。至于散文创作，于柯思仁而言更偏向个人的观感，但要形成篇章，他仍注重结构与文字的经营。

近年来，本地读者或许比较少能在印刷媒体上读到柯思仁的作品，其实他把许多文章都发表在博客上，本书部分篇章就是从博客文章中重新审订增删的结果。

柯思仁说，在不同媒介发表文章会有不同的效果，若投稿在报章，他更偏向大篇幅的经营，而博客文章，很多时候是即时的感发，一旦集结成书，这些篇章就必须做更多修改。

既然有博客，为何还要出版成书？柯思仁回答说，可能自己还是个比较古板的人吧，书本握在手里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心中有两座岛屿

本书最后终于岛屿，对柯思仁而言，他有两座岛，一是他生长的新加坡，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经历过的台湾台北。

在《我的咖啡史》里，柯思仁追溯了他喝咖啡的源头，从喝黑咖啡的祖父、喝即溶咖啡的外公，到台大外面一家叫“蓝调”的咖啡馆。

他的咖啡史也来自这两座岛屿。

上文提到的《市中隐者》剧本，正是他在台北天母一家咖啡馆“坐了五天喝了十杯咖啡（因为可以续杯，也就是refill）”完成的，咖啡文化就像是他创作时的一个重要元素。

“泡咖啡馆显然已经不是单纯为了喝那杯咖啡，而是一种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生活方式。的确，喝咖啡是一个过程，激发创造力是其产品——以咖啡来说，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如今被看成是对健康有害的三样东西：烟、酒、咖啡，如果没有它们作为催化剂，历史上哪里产生得出那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烟酒暂且不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恐怕不小的部分是一部咖啡史呢。”（页159）

本文中，柯思仁也介绍了本地与台北几家特别的咖啡馆，或许人们会有机会在那些咖啡馆里一窥他一边啜咖啡一边创作，也说不定。

柯思仁新书发布会

柯思仁散文集《以诗和春光佐茶》发布会，将于12月14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5楼Possibility Room举行。

入场免费。请有兴趣出席者，请于12月12日前拨电64665775或电邮xwlau@wspc.com.sg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