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嘎雾林

想不起了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拉嘎雾林，但忘不了的是那微微熏鼻而温润的木头味道。也许是在说话总是拉拉嘎嘎都是重音的苏格兰，威士忌的原乡，也许是层层叠叠的雾林的湖区，也许是回到剑桥之后埋头猛写论文的时期。邂逅拉嘎雾林，从此就记得这个名字。

那次到爱丁堡参加学术会议，朋友之间就决定要好好品尝各种威士忌。二十五年的麦卡伦，酒保特别推荐。比起普通十年的麦卡伦，喝一杯就要双倍价钱。当时还是学生，领着不足以生活的公费，好像就没有那么豪迈的尝试。十年的的确不怎么样，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印象。那些夜店里晃过来飘过去的身影。一杯一种牌子，想不起是不是这样认识拉嘎雾林的。应该不是吧。那么深情的对象，需要在烟雾迷濛的情境里一对一约会的不是吗。

拉嘎雾林的奇特味道，我说不上来，但就算是蒙起眼睛盲试也绝对不会弄错。B说那是医院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我就是喜欢看起来没有拉嘎的两件事情凑在一起产生的惊喜。也许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母亲在化疗时的医院病房的味道，几近绝望中带着平静柔和的氛围。认识拉嘎雾林大概就是母亲从此再也不需要去化疗的前后。那时刚好开始埋头猛写论文，写完一段就喝一小杯，帮助记起，也帮助忘记。

离开英格兰之后就再也不容易找到了。最早为我从英格兰带回一瓶的是Z，好几年连碰都舍不得碰，静静的收在柜子里不容易看得到的角落。后来和H与A偶尔到莱佛士酒店，竟意外发现可以点，一杯好像是十六元。喝了两杯，醉意还没有上来，一个礼拜的饭钱就没了。前一阵子，B到欧洲开会，发现法兰克福机场可以买得到，让我开心了一阵子。当我自己到欧洲开会经过法兰克福时，却发现机场已经不再卖了。

最近，B又发现回来时在新加坡机场的免税商店竟然摆着拉嘎雾林。不过那是十二年的，而不是十六年的特别版。如果说温润感与医院味道的强度，当然还是十六年的优秀得多，十二年的显得有点刺喉。倒是新加坡机场可以买得到，让我有点失落。从此是不是就不需要思念，不需要常常记挂特别要到什么地方才可以遇得上。那么容易可以得到，就无所谓记得，或者忘记了。

韩国板苏利版的《四川好人》

首尔国家剧院的青年剧场演出现场

韩国友人SK是剧场（尤其是小剧场）的识途老马，听说我要到首尔，坚持要为我安排看演出。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在首尔的韩国国家剧院见面，准备要看的是改编自布莱希特经典剧作《四川好人》，采用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pansori）表演的演出。

国家剧院在首尔旧城南部的山上，从地铁站要搭巴士前往，走路要半个小时左右。作为一个首善之都的最重要的剧院，竟然建在交通不是太便利的地点，这是我在各大城市没有见过的。显然的，想要看演出的观众，是必须专程前往，而不是顺便观看。当天傍晚，剧场外的广场有免费的演出，现场人潮拥挤，而且几乎没有人半途离席。看演出，对于首尔的观众来说，看来是一件必须特别安排的正事，而不是行有余力而为的闲事。

《四川好人》演出是在国家剧院的青年剧场（Hanuel Youth Theater），是一个大约容纳800人的圆形剧场。SK说，有的演出，将剧场的屋顶打开，在星光之下的夜晚，完全就变成希腊式的露天剧场了。我们看的演出，并没有这样的设置，有点遗憾错过这种特殊的经历，不过，看了演出之后，就了解必须是在室内，演员的能量才得以发挥。 

演员 Lee Jaram （取自国家剧院夏季艺术节特刊）

这个演出两个半小时，只有一个主要演员 Lee Jaram. 她是韩国传统说唱艺术板苏利表演家，年纪看来只有三十几岁，在韩国已经是非常受到重视。她在剧中扮演所有角色，大部分时候采用板苏利的演唱方式，诠释各个布莱希特的经典人物。

我虽然听不懂韩语，凭借着对于原剧的了解，也能够看得明白剧情的发展。其实也因为听不懂韩语，我更专注于看演员的表演，仔细观察 Lee Jaram 的演唱功力与角色掌握，对她更是佩服。一个演员撑起整场演出，虽然也有类似的例子，Lee Jaram 的能量之大，以及扮演不同角色的得心应手，进出自如顺畅，是我见过最吸引人的。

SK是高行健戏剧的韩文翻译者。演出中场休息时，我们交谈中，对于 Lee Jaram 穿梭在各个角色之间的利落，以及传统表演艺术在现代情境中的发挥，不约而同认为完全就是高行健戏剧理论中最精要的展现。板苏利虽然是传统表演艺术，却没有许多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的局限，而能够灵活的用来表现布莱希特的人物与情节，也能够在现代情境中达到与观众互动的效果，充满灵活而有看头的剧场性。

我问SK，去年高行健来首尔时，有没有看到类似的表演。她说，当时特地安排了一场板苏利给高行健看，不过那时传统的表演。我想，如果高行健看到这场《四川好人》的演出，应该会很能够认同。板苏利在现代情境中的活力，在具有现代意识的剧场中的能量，以及演员印证高行健的“演员三重性”的表演，是我看过这么多高行健戏剧演出中，最能够体现高行健戏剧精神的一次。

韩国观众是我看过最活跃，最有反应的观众。演员演唱时，只要节奏比较强烈，完全不需要提示，观众就会开始击掌应合。演员如果提出要观众口头回应，到了关节之处，观众的回应一点都不吝啬。演出现场气氛非常热络，剧场形成一个嘉年华会式的聚会，即使是在封闭式的现代剧场中，也有户外的热闹与投入氛围。

我看了这么多年的各种剧场，从来没有对剧场这么着迷过。

南大中文系谢师宴

谢师宴结束后，老师和同学合影

上个星期五，三月三十日，南大中文系毕业班举行一年一度的谢师宴。这届毕业班是第四届，谢师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在爱莉带领下的团队，为老师和同学带来难以忘怀的一个晚上。恰当的礼数、诚恳的安排、热闹而感动的场面，每一个细节都设想周到，还有同学们自动自发的精神，连我这么龟毛的人，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感谢所有同学，因为你们，南大中文系才会精彩。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祝所有毕业班的同学，勇敢而坚强的走向你们的未来。

谢师宴后的几天，Facebook 上写满了各种感想，也上载了许多精彩的照片。上面这张是爱莉的相机拍的，感谢她允许我在这里转载。姝敏详细的写下整个过程和她的感受，娓娓道来，让人无限怀念。我对她说：“那是用写毕业论文的细心来写的啊。这是重要文献呢，以后研究南大中文系，非得要参考这篇记载不可了！”感谢姝敏答应让我转载全文。希望在这里留下痕迹，后人可以从这里找到一点南大中文系的脚印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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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师宴后记
文¤邱姝敏

筹备

开始是只打算做燕凤小姐的subcom，却不知不觉间成为谢师宴的maincom，我们在FYP结束前的忙碌日子之中，以10人+1（实习生博渊）小组轰轰烈烈的开了第一次的谢师宴会议。 确定了大家的职位，讨论了策划谢师宴的大致方向。往后的会议中SPMS seminar room成了我们每个星期三固定的会议室。我们在里面练歌，看影片，吃晚餐，一起感受着会议开始时冷气的寒冷以及开会到最后已经没有冷气可吹的闷热。

2月12日第二次会议，基本上确定了谢师宴的日期、地点，对食物、纪念品、节目流程、抽奖、表演者、毕业刊、主题等等也有所讨论。然后我们就陷入FYP的最后挣扎之中了。3月12号交上FYP后，我们紧接着展开筹备。3月14号、21号、28号，短短的2个星期，3个会议中，完成了许多任务。对节目策划组而言，找司仪，表演者，准备影片里的各个短片、歌曲、奖品，向老师们讨寄语，向同学们讨照片，这些都不是件简单的工作。虽然我们因此要继续FYP交上之前的生活，每天待在中文图书馆做准备，直到图书馆关门，但是大家还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曾经出现的许多难题，如费用无法负担搭建一个舞台，谢师宴当天的音响被人借走等，最后都一一获得解决。真的非常感恩各个portfolio，同学和老师们都在努力的配合与帮助我们完成任务！

当天

终于来到谢师宴的这天，淋了雨留了汗的筹备过程，看到一个比我想象中好太多的舞台，看到很漂亮的汽球彩带装饰，还有用心制作的照相区，看到好多筹委们从华裔馆推着载满椅子的推车在人文社会科学院底楼来回（中文系的女生真的可以当男生用！），看到系学会执委们的热心协助，看到总务驾着罗里去载桌椅的辛苦与架设场地的高效率。后来才知道，原来魏老师在楼上悄悄地拍下了我们劳动的过程呢。下午和佩瑜去向关老师拿寄语，老师一直觉得很抱歉没有办法来参加谢师宴，但是寄语上对同学们充满感情的字句真的很感动。谢谢老师们对我们的关注。

4点左右，我们开了舞台，架设了音响，摆好了桌椅，提早来参加彩排的司仪与表演者都加入帮助布置场地的行列之中。忙着彩排的时候，我们的食物也都到了。提早到来的同学也入场了。于是我们开始了点歌寄意的活动。同学点给同学的，同学点给老师的，我们点给4年来无数次帮我们排忧解难的中文图书馆职员小熊的，一首首歌曲都是大家的心意。柯老师在吃饭间还在关心调音响的小澎同学没有椅子坐（小澎后来说大一之后就没上过柯老师的课了，但是被柯老师叫名字的当下就觉得很感动！），原来老师都默默记得我们呢。

吃完饭后拿着点歌单去邀请老师们点歌，郭淑云老师竟然说她要点福建歌，太意外了。而且郭老师的眼睛几个月前刚动完手术还带着墨镜，快退休的李元瑾老师就拉着她的手说：“我念给你听。”两位“奶奶级”的老师低着头研究歌单，互相扶持的画面很温馨！最后郭淑云老师还自己走到音响处，告诉我们她和李元瑾老师想点《爱拼才会赢》送给同学们，希望大家毕业后要更拼，结果全场欢声雷动！

当天是崔峰老师的生日，我们还拿来生日快乐的灯牌和老师合照。谢谢老师也把生日的这个晚上留给中文系的大家！

吃饱喝足，终于节目要开始了。两位司仪一出场的短剧就让大家笑声连连，小瑜同学下午紧张得满脸通红，小澎同学下午还豁出去的说：“如果他们不笑，我就不下台。”结果大家的反应都很好呢！一开场的“大家都叫我刘小澎”（刘晓鹏老师）就让大家都笑了，台式幽默中解释了主题，也提到许多老师，超有梗！

短片回顾的部分：Star war片段的演员们好会演！老师们也在大笑！还有小熊入境的那一幕大家也在欢呼！

HSS Idol表演：司仪和敏惠竟然在争HSS IDOL是不是举办了5届，中文系也就赢了5届，哈哈！敏惠的歌声很好听，博渊出现与敏惠合唱也是一大亮点 :) 系学会主席不但贡献人力，也贡献表演，还向大家解释系学会发行以华裔馆为封面的活页纸的意义。很喜欢这一届系学会举办的种种活动，执委们对中文系的热诚大家都看在眼里。

互动游戏一开始，老师们脸部表情都很活跃！被拱上台的3位男老师中，周老师说他有色盲，柯老师完成后Programmers迟迟没有公布答案时，让老师好紧张！最后和高虹老师的PK时，柯老师还认真区分深绿色浅绿色，连玩游戏都很用心！还有在场4位女老师也玩游戏玩得很开心！

第二个游戏更好玩。大家以一桌为单位进行是非题，司仪问到朴素晶老师是不是身穿白色长裙时，魏老师马上比“叉”，还一边点头一边对其他老师说，是白色上衣。问到魏老师的HC302课堂上是不是放映《孔子》时，老师一开始比圈，后来想想不对，又比“叉”，旁边的老师都疑惑的看着她（老师们都没有上过魏老师的课嘛 :P），老师自己都在想到底是对还是错，好有趣！还有问到刘晓鹏老师的办公室是不是在蓝老师办公室对面时，全部老师第一时间一致比“叉”！老师都好认真玩游戏 :)

到了抢答的部分，南岛成员刘伟权同学赢走第一题的奖品（南岛第四场讲座不是咖啡山人文之旅，而是百年重话晚晴园），第二题：中文系办公室第三横排最左边的信箱是哪位老师的信箱？（衣老师）由易蕙同学猜中。最后一题，“中文图书馆馆长是？（阮阳女士）”，由德顺同学赢走奖品。但是司仪问为什么你知道时他竟然说“是他们告诉我的！”这个答案果然很……德顺 :P

接下来，大四同学为大家呈现的表演《第一天》与《那些年》，虽然两位女生一再的说她们要来证明为什么他们不是HSS IDOL，但是她们的duet其实也很好听。而且《第一天》让大家都很High !!然后老师一直转头看着在后面蹦蹦跳跳的我们，哈哈！

听过了同学的表演，到了让柯老师表演的时候了。（老师事先就知会我们他要唱歌，让执委们很惊喜）没想到老师竟然是早有准备的，以许富凯的《送阮的衫》唱出他此刻的心情。老师以当年到台大读大学的心情，对照我们进入即将毕业的学生的心情，以我们的“观点”（“观点”是老师在HC101文学与文化批评导论第六讲中，以诗词和《孔乙己》教会我们的文本分析方法）改编歌词。当年我们入学时，老师就说过，因为我们的加入，使南大中文系变得圆满。因为我们是南大中文系第四届学生，我们加入了，中文系才终于有了一到四年级。如今那么快就要送走我们，老师很不舍。其实我们也很不舍！老师一遍台语，一遍国语，听到贴切的歌词很想笑，但是老师唱到中间一度停下，然后台下的同学开始大喊：柯老师不要哭！！心里在不停的说“还没有到最后，等下还要唱歌，不要先哭”，老师的歌声太赚人热泪了！

你猜我猜大家猜之：南大中文系同学最不擅长的就是2选1。呼！还有易蕙同学直接出来说要刘晓鹏老师的笔迹，真是让老师们都忍俊不禁。司仪们，大家太少看见老师的真迹了，结果没想到猜字迹那么难，你们辛苦了！

最后由柯老师、李元瑾老师和郭淑云老师送出抽奖给同学。奖品是老师们的祝福！大幸福了。而最后的大奖是24号。司仪念出后竟然无人上台。就在大家以为要重抽的时候小澎忽然冒出一句：等一下，24号好像是我！可是他掏左变口袋掏右边口袋掏了半天都掏不出号码来，整个人急得脸色都变了。结果关键时刻Programmers佩瑜出场，拿着那个号码对司仪说，你刚才掉在地上了！最后小澎同学终于成功赢走了大奖。其实啊，自己觉得，小澎同学赢得大奖的最大好处就是：committee就有得分享了啊，哈哈！

毕业生代表致辞之：李慧仪的“剽cheh”和“Byao Byao Byao”真的太好笑了！还有“老师们，请你们看着我，我要跟你们讲谢谢！”和“不行，这句我一定要再讲一次”真的是太经典了！就连哭也哭在最后要跟老师讲谢谢的时候，但是这种哽咽又是装不出来的真情流露，怎么那么厉害呢。只能说，易蕙小姐好建议，我们真的选对毕业生代表为大家致辞！

短片回顾2的时间，回顾了我美丽的北大Exchange之旅，回顾了那一趟大家在不同地点各自出走的美丽回忆，北京、上海、武汉、台湾、韩国。还有实习、团圆饭、庆生、聚餐、系上出游、考试福利，种种的种种，还有博渊同学为我们录的考场魔音 “Please Do not start writing……” 的声音一出来，连老师们都笑了。我们几个星期后考试听到这个声音，会不会也开始大笑呢？到最后的“毕业快乐”，已有同学在拭泪。

当然，谢师宴筹委们最后的表演，之前的设定是为了让大家感动的，心里的小目标是让老师们眼眶泛泪的，结果没想到最后大哭的是我自己！明明是希望老师听到《蒲公英》会觉得感动，但是在《祝福》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最后惨变哭包。

曾经是被中文系拒绝的学生，想起上诉成功的那天自己躲在被窝里大哭的情形。我不知道是哪位老师通过了我的上诉申请，但是真的很感谢。虽然南大中文系很年轻，我们也不过是第四届学生，但是我们的老师都很有热诚，很爱护同学。虽然老师们只需要出席谢师宴就够了，但是在谢师宴开始前悄悄拍下同学们忙碌的照片的，写寄语给同学还自己剪贴成各种形状的，为了同学去改编歌曲的，一整晚充当摄影师拍摄下同学美丽身影的，课堂外对同学们付出真感情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真的很开心自己有机会做中文系的Event。Copy李慧仪同学边哭边说的“不行，我一定要再说一次”，我很骄傲自己是中文系的学生！


送阮的衫
原唱：许富凯    改编词：柯思仁老师

离开南大来到职场上
呆呆站在热闹人山人海的新加坡十字路口
迷迷茫茫像菜鸟

抬头满天月亮星星，人人手上一张文凭
这就是梦中的未来，这麽迷人，为甚麽

路上风和雨，有你来陪伴
无限的相思，脑海佔满了你的名字

我的FYP 交到你手裡，温暖了寒冷的夜晚
鸣谢那一页，写着老师名字
提醒毕业的人要打拼

四年中文系，唯一的纪念
安慰了异乡的牵挂
对你的思念，已经重重叠叠
对你千千万万个~恋恋不捨

《谁怕吴尔芙》讲堂课

每一年上“华文剧场与表演”课，最有意思的是讨论上课规定的四个现场演出。看了演出之后，没有文字剧本作为根据，就要对演出进行分析。今年看的第一个戏，是《谁怕吴尔芙》，上个星期的讲堂课上就讨论了这个戏。

上课过程中，同学的提问和看法，使我对于演出的讲解，有更丰富的层次，也激起我进一步解读的动机。这是我这个学期的课，最满意的之一。上完课之后，我问同学，有没有人现场录音？如果有的话，将录音整理成文字，我就可以发表一篇颇有深度的评论文章了！哈哈！可惜没有。

这是我上课的ppt，也就是上课讨论的重点，在这里与读者分享。你们是不是读得懂，我就不知道了。我一直相信，上课最关键的不是发了什么讲义，而是老师的现场叙述以及与同学的互动。如果ppt的内容可以取代老师的现场讲课，那么，老师就可以不需要存在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只有我的南大中文系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有这个特权呢！ppt用的图片都是徐冰上载到她的facebook的，感谢她允许我用这些图片。

以下摘录上课时讨论的几个重点，在此简单叙述，与读者分享。

《谁怕吴尔芙》开场的写实场景，让观众感觉那是他们所熟悉的景观，也就是“正常”的家庭与“正常”的人生。这种熟悉感是观众习惯性认知与剧场呈现的现实互相契合的结果。接下来，四个人物出场，他们的关系与互动，逐渐让观众感受到，他们所认为的“正常”，其实并不那么“正常”。从舞台空间的运用，很可以看到导演如何将舞台划分为三个各具特性的区域。舞台中央的沙发，正是象征这种“正常”的状态。我从空间的角度，谈到中央设置以外的其它空间：右边角落是戏剧人物释放心理压抑的空间，而左边的书房，则是知识、理性、信仰（George在这里读圣经的文字）的象征。从左到右，首先是传统信仰，再来是社会主流观念，最后是人的内心挣扎。那是一个从压抑到解放的过程。关于最右边的空间象征，是上课过程中一位同学提醒之下，我才结合进行解读的。

“正常”，是这个戏最主要的颠覆对象。你以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如此，那不过是一种没有经过思考就习惯性接受的理所当然的看法。我问同学，看完了整个演出，你有什么感受？一位同学说：“崩溃。”我说，那正是这个戏所预期的效果啊。因为到了最后，你发现自己一向来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竟然被推翻了，而且结尾也没有给予任何可以依据的指示。我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被解构的现实？这个戏挑战了我们的理所当然，要怎样重新认识世界，那得要观众自己去思考了。这正是现实主义剧场与荒谬剧场的差异：前者往往为观众提出指导性的方向，而后者再现的是混淆而失落的现实状态。

最重要的，是将这个六〇年代初的荒谬剧场作品，放在适当的历史语境中来看待。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对待现实的态度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动机，到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到荒谬剧场的出现，那是一个不断挑战与解构的过程。作为荒谬剧场，《等待果陀》和《谁怕吴尔芙》的策略是很不一样的。前者是一开始就彻底解构虚幻的现实，后者则是以虚假作为开始，缓慢而残酷的将现实加以解构。“吴尔芙”也许跟这个戏的剧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现代主义作家正是隐含了挑战与叛逆的符号。谁怕吴尔芙？问的其实是谁怕挑战与叛逆。

林兆华执导《山海经传》 强化高行健的跨文化理念

《联合早报》2012年3月3日

整整三十年前，他被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年，写了一个无法上演的剧本，而他则从来没有正式担纲导演一个戏。那是一九八二年，高行健写了第二个剧本《绝对信号》，由林兆华首次独挑大梁导演，虽然是在一个非正式的排练场上演，后来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接下来，他们成为北京人艺实验戏剧的梦幻组合，一九八三年合作《车站》，一九八五年合作《野人》，都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一九八六年，他们再次排练《彼岸》，不过没有上演，从此也就没有再合作。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香港艺术节，高行健的剧本《山海经传》，再次由林兆华导演。那是他们合作三十年纪念之作。高行健已经在巴黎住了二十五年，也成了法国公民。林兆华从北京人艺退休，目前创作的平台是独立的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为了这个历史性的合作，我特地飞往香港，参与了《山海经传》在香港演艺学院的首演。

《山海经传》的世界首演，是在二〇〇八年五月，由蔡锡昌导演，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户外演出，作为“高行健戏剧节”的重点节目之一。当时，我也躬逢其盛，出席国际会议与观看演出。蔡锡昌选用的都是香港演员，在一个非正规的户外环形剧场空间，从一个地理与文化上皆处于中国南方边缘的香港视角，诠释高行健这部意图重新建构中国神话传统叙事的剧作。

林兆华导演版本的《山海经传》，采用的是丰富杂烩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元素，聚集在封闭式的西方传统的镜框舞台上，呈现出一种嘉年华式的风格，让坐在台下的观众被动地观赏。如此这般的演出设置，就已经是一种跨文化的经验。演出的演员主要来自两个团体，一是被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陕西华阴老腔艺术团，一是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发源于北方中原地带的具有两千年历史的老腔弹唱表演，结合传承自西方的芭蕾与现代舞的肢体训练，加上贵州的傩面具与舞蹈动作，以及部分现代话剧的语言形式，这次的《山海经传》可以说是从北到南，从中到西，从古到今，展现一种多姿多彩、缤纷多元的风貌。

我曾经称高行健的戏剧为“跨文化剧场”（transcultural theatre）。高行健在处理中国传统素材的剧作中，如《野人》、《冥城》等，往往很有意识的以长江流域、佛道、非文人等文化元素，用来挑战历史上长期以正统姿态形成霸权的黄河流域、儒家、文人的文化。当他将这些来自不同源流与脉络的文化体，并置于同一剧场空间，不可避免的，各种文化之间将发生互动、对话，以及碰撞。挑战文化霸权的态度，与促成跨文化互动的行动，显然是高行健戏剧创作中的重要精神之一。

无论是当年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演出的《野人》，或者是这次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演出的《山海经传》，都面对同样的宿命。这些承载跨文化互动的剧作，都是在一个现代的剧场中演出，面对的是城市观众的注视。绝大部分的观众，对于剧场里呈现的文化元素，大部分都不熟悉，是否会带有猎奇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文化，以及如何避免这种他者化的接受方式，是无法估计与掌握的挑战。不过，这个危机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契机。因为不熟悉，观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产生陌生化效果，观看时被迫摆脱习惯性的投入幻觉的沉溺，而进入一种抽离的状态，通过高行健所说的“冷眼”，目睹并思考跨文化互动的意义。

林兆华让说陕西话的老腔演员扮演戏里的主要诸神角色，现场的香港观众绝大部分必须藉由字幕才得以明白。某些场景中，两个演员的对话，分别以陕西话和普通话进行。戴着放大的傩面具的演员，口里唱着老腔的词调，有时踏着傩舞的步伐，有时又展示类似现代舞的动作。演出后的交流会中，林兆华说本来不应该是在这样的剧场演出，而应该是户外空间进行，观众之间也引发了《山海经传》是戏还是不是戏的争论。这正是高行健式的跨文化剧场可能会形成的一种思考方式：并不是对于戏剧可能传达什么的问题，而是戏剧究竟如何传达，也就是戏剧形式本身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高行健在《山海经传》中处理的是中国史前的神话叙事，剧中再现了各方诸神的斗争与情感。林兆华的导演手段，将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化元素并置于一个共同的剧场空间，强化了高行健的跨文化理念。如此的多元结合展演方式，可能引起的疑问，不仅是《山海经传》究竟是不是戏，更会让人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文化”的问题了。

《11》：即兴郭宝崑，寻找郭宝崑

我不是最适合看这个戏的观众。我对郭宝崑的文字太过熟悉。整个演出过程，就专注于哪些台词哪些意象是来自郭宝崑的剧本。一开始演员们哼唱着的歌谣《小白船》，马上就使我在脑海中浮现郭宝崑的剧本《小白船》中的人物、情节，以及他们的挣扎。每一句话每一个片段，都成为有所指涉的文本。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叙述郭宝崑的这段文字？为什么要在这个场景演出郭宝崑的这个情节？他们在演出过程中，有没有和郭宝崑产生对话关系？他们在寻找郭宝崑吗？他们在崇拜郭宝崑吗？他们有没有在颠覆郭宝崑，开创一个属于他们的方向？

以史丹福艺术中心为演出场地，而且选择九个不同的地点，引导观众游走于各个空间，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观众来说，是充满未知与惊喜。我对这个空间相当熟悉，演出也让我发现了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地点。晓义和他的创作团队，很用心的根据每一个空间的独特性，创造各种情境。

我特别喜欢那场发生在封闭空间里的戏，挂满了粗大的麻绳，而且麻绳的粗犷气味充满室内，三个演员的爆发力，混着气味之中，像是一场可以让佛洛伊德进行解析的梦境。我也喜欢最后一场（或者是第一场，看你是A线还是B线的观众），从二楼走廊的一边，看另一边的扮演孕妇的女子，从胸口拉出长长的布条，垂挂到一楼，而楼下有一对《灵戏》里只当了半个晚上夫妻的男女，在沉默的进行婚礼仪式。还有一场印象深刻的，是从四楼的天台边上，远远的望向二楼的礼堂后的小阳台，以及一楼墙外的地方，《郑和的后代》的叙事，遥远的距离，俯视的角度。我们还都是郑和的后代。

演出让我重新认识史丹福艺术中心，以及周遭的环境。他们将这个演出成为“环境剧场”。我在天台的那场，看到隔邻组屋人家的客厅和房间；在从四楼俯视的那场，看到停车场和咖啡店；在另外好几场，四马路的兴都庙成为背景；还有一场，忘了是哪一场，远处的国家图书馆十六楼的玻璃厅 The Pod 成了一个反讽的符号。不仅是和郭宝崑对话，也是和环境对话。有时，我沉溺于周遭环境的新发现，竟忘了留意戏的发生。

郭宝崑是太巨大的一个形象，巨大得难以质疑与挑战。这次的演出，也许是因为是纪念郭宝崑逝世十周年，而充满了仰慕之情。节目单上说：“11不是缅怀过去，而是展望将来”。我期待这个将来，或者就是现在，有更多的挑战与质疑。没有一个巨人，是不可超越的。

坐在前哲学人的座椅上

[一九九六年刚到剑桥时写的一篇散文，关于我的剑桥学院生活，文中提到陈之藩。曾经在报上发表，还未收录在书中。在此刊登，以纪念上个星期刚过世的陈之藩。]

St. Edmund’s College, Cambridge

1.

我没有想过会成为剑桥的学生，是因为我在申请学校时打听过，剑桥大学汉学系研究的几乎都是古典学问，而我想进行的却是当代戏剧，以为他们大概无法给我分配到适合的导师。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剑桥列入申请的四间大学之中，那总还是有一线希望存在的。等了许久，其他的大学都没有回音。于是，当我在五月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录取函时，便认定自己会在伦敦这个繁华的现代大都会度过三年。

大约是七月底，当我从上海和台北收集一些资料后回到新加坡不久，突然收到剑桥大学的来信，说我已被录取，我简直是既兴奋又不敢相信，手里捧着薄薄的信笺，久久注视着上头令人遐思的盾型徽章。从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徐志摩、陈之藩等人的诗文，心里便对剑桥产生了些许幻想。那时，也不过是随便想想罢了，因为自己是读中文系的，距离这个英国的大学又要远了一些。

剑桥大学的制度是这样的：研究生委员会录取进入汉学系之后，还得要有学院愿意接受，才算大功告成，而任何一方若是拒绝，入学便要失败，谁也没有指令对方的权力。我申请的学院是圣艾德门学院。当时我详细参考了大学的资料，比较各学院的特色而做出决定的。我选择圣艾德门学院，因为它的规模较小，环境应该会比较亲切，而它又是一所研究生学院，想来像我这样年纪的学生，也许会有更多机会与想法接近的人交往。

事前我完全没想到要向熟悉剑桥的人咨询一番。当我收到剑桥的录取信，第二天就在办公室遇到毕业自剑桥三一堂的 T，他听说我进了圣艾德门学院，竟然但笑不语，而且态度暧昧。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许久不见的 A，她想了一下，说：“唔，圣艾德门学院……你到了剑桥要先买一辆脚踏车了。”过几天，T 又说：“还好你不是申请到哥尔顿学院。”逼着 T 追问之下，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是，我已经可以揣摩到一些事实。事实是，圣艾德门学院在剑桥，既不是很有名气，又离开市区颇远。看来我阴差阳错，并没有作出很好的选择。

圣艾德门学院的不出名是很显然的。十一月底，李显龙副总理返回母校，在三一学院接见留学剑桥的新加坡人。当他和我们闲聊时，问一个女生来自哪一间学院。G 刚好是圣艾德门的学生。副总理听了后，说：“请原谅，这是不是一间新的学院？”言下之意就是，他没有听说过这间学院。我就站在 G 的身旁，在她正感到尴尬的时候，连忙说：“历史不算很久，学院刚庆祝一百周年。”

一百年的学院，竟然给人以为是新的学院，这种情况在剑桥也正该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就拿 T 来说吧。他所属的三一堂，常给人误会为三一学院。有人问他究竟有什么差别，他骄傲地说：“三一堂的历史，比三一学院多三百年。”虽然就名气来说，三一学院是举世闻名的。在它的入口处旁边，种了一棵瘦小的苹果树。因为牛顿是这个学院的成员，于是人们就把那棵当年掉下苹果而使他悟出地心引力的树，大费周章地搬来种在学院门口。这间学院成立于一五四六年，牛顿在的时候，它的历史已经是很久了。

2.

我在初秋凉爽的气候中来到剑桥，从公车站搭计程车转了一会儿，在圣艾德门学院门口下车。学院建筑前是一片平阔的草地，周围空旷，大楼更显得巍然傲立。那些古老而著名的学院，由于都是座落于市区，入门就在繁忙拥挤的街道边，厚重的铁门常常深锁，使人感觉挤迫而幽深。圣艾德门学院清幽宽敞的环境，深深让我感到舒朗极了。学院在一座小山上，是剑桥市的最高点。由于离开市区较远，没有一排一排的商店和酒吧，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学生和游客，这里更显得宁静详和。

我被分配到的房间，是在学院旧楼的部分，另外的一翼，却是刚于三年前扩建而成的。我住的是一个套间，分为起居室和睡房两个部分，空间大得超乎预料。起居室里有一个壁炉，但是用木板盖上了，因为室内已安装现代的电暖器。虽然说是现代，比起那种更新的一块扁平铁板，却又显得造型笨拙古朴。除了一张睡床，其余的家具倒真是很陈旧，看来也许是和大楼有一样久远的历史了。我对这间宿舍非常满意，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玻璃窗外庭院中的绿色树木和草地，不免有所遐思：不知道百年以来，有什么前哲学人曾经在这个位子上，欣赏着自然景色，思考着科学的奥秘或者人生的哲理？

一天三餐是在学院的饭堂进行的。虽然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每一餐都要穿着整齐并披上黑色的礼袍，在开饭前待钟声响后随着院士鱼贯而入，但是，习惯上仍然是沿着长桌挨个坐下，而不像许多学院那样采取了新的做法，让用餐者像在餐厅里那样随意选择座位。这样的方式，使人没法预料坐在身边的会是什么背景，什么专业的人。圣艾德门学院专收研究生，其中又有大半是外地学生，更增加了许多异国风貌，也丰富了谈话的材料。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那种必须行礼如仪的餐会。有一天，我披上礼袍，在学院饭堂里参加一个正式的晚餐。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餐具，每隔不远就点燃着幽幽的白烛，饭堂里的电灯这时全都关掉了。昏暗的空间里弥漫着庄严的气氛，让人想起英国人那种内敛的表情和毫不夸张的谈吐。

当我坐下时，发现身边是各色不同的人种。谈开之后，才知道右边是学中世纪文学的南非白人，左边是学经济的苏格兰人。对面两个，一个是学历史的，原籍苏联的保加利亚裔，现在已是加拿大移民，另一个则是学法律的赛普鲁斯人。我简直像是置身于联合国的常年大会中。加拿大移民大谈耶尔新的病况，言之凿凿地认为他如果动手术将必死无疑；南非人说起话来引经据典，优雅的文句中不时出现一些人名，大概是诗人或者小说家，我也搞不清楚。我倒是对赛普鲁斯人到英国学法律深感兴趣，一问之下才知道赛普鲁斯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法律体系与英国是相似的。这时，原本参与另一堆人谈话的一个加拿大人转过头来，说：“我们不叫前殖民地，而叫英联邦。”

这样的谈话，比起桌上单调的英国菜色要有趣多了。我问身边的苏格兰人：“英国的其他大学里，是不是也有这种饭堂礼仪？”他说：“只有剑桥和牛津才有这种传统，其他的大学里，吃饭就是吃饭那么回事。”

传统，多么熟悉的名词，却又是那么令人感到陌生的概念。过去的经验中，传统是前人的遗产，必须遵循的形式，更是得通过强调了又重复的语言加以建立它的威信。如果想追根究底探知其义，往往所得就是更为虚幻的抽象概念，或者言不及义的所谓诠释。剑桥的传统却让我有了新的感受。饭堂的礼仪是一种形式，但是，里头蕴含着让人景仰而甘之如饴的实质，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意义，而且在进行的时候体会着传统留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光芒。

3.

由于我念的学位是只写论文而不须上课，偶尔选几门有兴趣的课旁听，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躲在房里读书，或者到大学图书馆找资料。刚开始时，都是在房里，觉得空间蛮大，整天窝在里头也不会感到太沉闷。我的房间窗子是面对学院建筑三面包围的一片草地，几乎任何时候都听不到一点声音，而我在读书或写作时，又不喜欢音乐的干扰，所以连留学生常备的音响也没带来，房里时常就是弥漫着无声的寂然。这种接近真空的感觉，正好让人可以保持头脑的清醒与敏锐，而且心无旁鹜。

过了几个星期，开始得要到图书馆去了。剑桥在汉学方面的藏书，英文资料相当丰富，中文资料则是以古典为主。我常留连在几架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多数是为了寻找与研究或课程有关的资料，但也不免偶尔难以抗拒地翻翻其他作家的文集。有一天，顺手拿起一本香港编辑的中国海外作家选集，翻着目录，竟然看到里头选了陈之藩《剑河倒影》中的几篇散文，就赶紧在找了一个电暖器旁的位子坐下阅读。

陈之藩的散文是我在台大念书时喜欢的，尤其是这本《剑河倒影》。徐志摩的康桥感性而浪漫，陈之藩的文字却进一步让人体会到剑桥的理想和精神。这次来到剑桥，由于行李太重，就没有把这些书带在身边，原本着实有一些后悔。这时无意间找到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全貌，想来也略能将当年想象的与此刻感受的加以联系。

才读到了第二篇，却让我精神一振，顿时兴奋难当。文章的开头写着：“我住在剑桥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幢大楼里。这个山叫欣快山，这个楼叫艾德楼。”简单的描述，但加上明确的地名，却使我感觉熟悉而亲切。原来这个将剑桥带进我的梦里的作家，当年住的地方，竟然就是我现在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

还有什么比这个发现更令人神迷心驰的呢？陈之藩当年“走一步，地板随着响一下”的那条长廊，是在哪一层楼的哪一个角落？他所描绘的“像一个鉴开半亩的方塘”，“西边的还未剪完，好像东边又长出来了”的草地，是在楼前还是后院？当他体悟到“走进饭厅时与走出饭厅时，除了肚子有所不同外，脑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观念在辐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诱引你”的那刻，是坐在哪一张长桌的哪一个位子上？最后，我竟然开始幻想，他是不是曾经坐在我现在的位子上，看着窗外迎风摇摆的枝叶，蔚蓝而亮洁的天空，写下了这些让我神迷心驰的篇章？

当晚在饭堂里，刚好学院住持罗柏森神父就坐在我的右边，于是我就向他提起这件事。听完我的叙述，他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我说：“陈之藩在剑桥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他想了一会儿，才说：“啊，二十七年前。我们学院最资深的财务长，在这里服务了二十四年，恐怕连他也不会知道了。”

吃过了饭，我回到房里，坐在一张旧扶椅上，望着窗外早已完全漆黑的天空。刚住进来的时候，窗外几棵树还婆娑着翠绿的叶子，现在却掉得七七八八，剩下几乎光秃的枝桠。每一年，窗外的风景就是这样循环着，秋去冬来，从来没有例外。我已经无法从目前在剑桥人的口里，探知前人的事迹。六○年代的陈之藩如此，二○年代的徐志摩更是烟远了。我坐在这里，望着九○年代的夜空，心中时常萦绕着他们的诗文。剑桥曾经因他们而活在我的梦想中，多年以后，剑桥却是会活在我的记忆里了。

我踩着陈之藩在剑桥留下的足迹

念台大的时候，我的偶像之一，是陈之藩。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说起陈之藩的散文，几乎无人不晓。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散文曾经被编入中学课本，由此而被典律化。那个狼吞虎咽地读书的年代，每一个星期读完三、四本书。开始读陈之藩的散文，将当时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都买齐了，然后一本接一本，一口气读完。四本散文集，分别都只有一百来页。陈之藩的文笔流畅清新，所写之人事也引人入胜，往往翻到最后一页，感到意犹未尽。

十年之后，我行李箱里带着《剑河倒影》，来到剑桥。如果没有读过陈之藩，我应该还是会因为徐志摩而来到剑桥。陈之藩的文字里，没有徐志摩的潇洒浪荡，却有着科学的智慧与人文的沉淀。那是一种似乎只有在历史上才看得到的结合，一种文艺复兴人的精神。我在剑桥的百年书室里，重新翻读《剑河倒影》，寻找文字与现实的印证。突然之间，我兴奋起来，重读文字才发现原来陈之藩当年生活的学院，正是我所属的圣艾德门学院。后来，我在一篇散文里，记录了这个发现。

后来，听说陈之藩和童元方之间的忘年之恋。两人婚后都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依山而建的校园里散步，“从她的山上到我的山下，又从我的山下，散步到大学火车站”（《散步》，2003年）。陈童之恋，听说涉及婚外情。那又怎样呢？这种事情牵涉太过复杂，作为外人怎样去理解判断？作为读者，又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我只是一个读者，当年的大学生，受到陈之藩的文字感召，后来沿着作者的足迹在剑桥古城踩踏一遍的读者。

星期天下午，我在香港机场准备登机，接到 H 的简讯，说陈之藩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星期六去世，在香港沙田的威尔斯医院。那两天，我在香港，住的酒店正是在沙田，隔着一条河，就是威尔斯医院了。陈之藩去世的时候，我竟然那么靠近。

我从来没有机会认识陈之藩，童元方倒是在中文大学见过一次面。那也没什么，偶像就是那么远远的想象，通过他的文字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建构一个形象，也就够了。这个偶像，还在我的生命中，引导我到过剑桥，在他可能住过的宿舍房里，我可能坐过他几十年前在某张椅子上留下的余温，那也就很够了。

《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你懂吗？

看一个几乎没有情节、人物、冲突的戏，让人不知所措，那是因为观众往往带着习惯性的期待去看戏。这也难怪，平常看到的戏，不都是在某个程度上，借用许多剧场的惯性手段，让观众能够比较容易接收讯息吗？《百年之孤寂10.0——文化大革命》没有这些让观众感到舒适的表达方式，反而是通过许多意料不到的符号，组织成一个让观众有一个不得不让神经紧绷、意识清晰的看戏经验。

你懂这个戏吗？什么是“懂”？那也许是这个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你向来的对于某种现实的认知有所契合。那是一种对于你的既定的世界观的抚慰，让你已经存在的观念进行强化，让你再次确认自己懂得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真是你能够自以为是的“懂得”的吗？懂得，往往只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与偏颇的认知。有谁能够说他懂得这个世界啊。

每一次看荣念曾的戏，都要带着一种谦卑的态度。他的戏往往提供一个（或几个）你平时没有想到的角度，来视察你以为熟悉的对象。原来可以这样看文化大革命啊。原来可以这样看当下的现实啊。原来可以这样看昆剧啊。原来可以这样看剧场啊。如果是这样看荣念曾的戏，你会发现，原来还有许多角度，是在他的剧场以外，等待你自己去发现。

我从来没有在看一个戏的时候那么激动过。那是因为我在看戏的过程中，戏里的种种符号，让我想到许多戏外的现实。这个戏已经不是一个戏了，而是一个触媒，引发我对于现实的思考与重新感受。我的意识其实是飘游于剧场以外，那些平日所见的现实，那些长期累积的历史知识，那些人生的态度，那些情事与人物，突然之间涌进了剧场里的我的意识之中，而且有着与平时不同的面貌，陌生的面对着我。

我不懂。我发现平时以为懂得的东西，变得不懂了。

精彩而近乎完美的经典再现：《谁怕吴尔芙》

去年底听说谢燊杰要在华艺节导演《谁怕吴尔芙》的时候，心里实在是有所存疑的。许多问题一涌而上：经典剧作的呈现对当下的观众有什么意义？要尽量保留经典原貌还是需要改编？新加坡华语剧场的演出团队是否能够处理得了经典？美国剧作家Edward Albee创作于六〇年代初的英语原著，翻译为华语之后，文化与历史脉络是否能够有效传达？创作团队是否要转移脉络而将美国经典进行在地化的改写？他们要怎样面对与处理这个同时具有写实风格与荒谬精神的经典？

带着种种疑问，去看《谁怕吴尔芙》。两个小时之后，我被说服了。谢燊杰和他的团队，为观众呈现精彩的经典，也解答了我心中的许多疑问。

演员还没有上场，王志伟的舞台设计就先声夺人。完全写实的场景，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在新加坡的剧场里，很少看到这么讲究的写实呈现。从前看过的一些写实剧，有时候还是让我在看演出的时候，觉得那明明就是制作不是太精致的道具。我仔细的浏览每一面墙，每一张挂在墙上的画作，每一个酒瓶和酒杯，每一扇门窗。当演员用力关上大门时，我特别留意布景板做成的墙壁有没有晃动。没有。很好。舞台上制造了完美的幻觉。

刘诗璇、黄家强、王德亮、刘俊葳，新加坡华语剧场的资深实力派演员。演出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忘词等的瑕疵，那是难以避免的，也是现场的，没有NG没有retake的剧场演出的特质。他们创造了具有生命的戏剧角色，展示了具有说服力的斯坦尼表演体系的演绎。四位演员我都认识，这样的背景让我有时候产生“破除幻觉”的效果，不过，那是我的问题了。大多数的时候，我完全相信，他们就是活生生的Martha, George, Honey, Nick. 《谁怕吴尔芙》让这几个演员有了展现他们实力的平台。

最让我惊喜的，是剧本的翻译。演出节目表中没有注明翻译者，我问了才知道，是导演谢燊杰翻译的。要将一个无论空间或时间上都有距离的剧本，从英文翻译成华文，又是在一个中国/台湾/香港以外的华文社会演出，那是巨大的挑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燊杰的翻译，对我来说，已经尽力做到照顾到所有可能出现的语言与文化翻译的问题。演员叙述出来的台词，虽然是有一点因为翻译而难以避免会产生的生涩，不过，却不是文学读本的语言，是舞台演出的语言。这是翻译者很有意识的做到的效果。整体而言，自然流畅，有节奏感，忠于原著的精神，不会成为舞台行动的阻碍反而有助推进。有敏锐的语感，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有深刻的文化了解，都是《谁怕吴尔芙》翻译成功的要素。

这里只是写一些我看了戏之后的感想，而不是演出评论。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讨论，譬如说，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再现经典有什么意义？创作者和观众要如何面对经典？这个戏再现了什么存在的课题，以及如何再现这些课题？因为这是我上课要学生做报告的戏，而有些学生可能会看到这个部落格，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呵呵。

谢谢燊杰和整个创作与制作团队，为观众呈现了这么一个精彩而近乎完美的经典。

那一夜，再看一次相声剧

滨海艺术中心大剧院里，赖声川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两个半小时的演出，观众从一开场就笑个不停，演员的口音、口头禅的重复、故事的离奇、人物的举动，许许多多的笑点，借用相声抖包袱的技巧，连续不断制造笑果。

我从头到尾，两个半小时，没有一次笑出来。到了结束的部分，我还要强忍着一不小心就会落下来的泪水。吕仁和程克坐在海洋中漂泊的小船上，想起台北的各种小吃，和亲人通电话，说就要回家了。可是，救生圈因为绳索绷断而飘向远方，小船在大洋里不知道飘向什么地方。

那一年，一九八五，我在台北现场看了表演工作坊的创团演出《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那是一次历史性的经验，见证了表坊的崛起成为亚洲最杰出的剧团。接下来的二十几年，看了好几个版本的相声剧。每一次看，每一次都开心地笑，也都想起一九八五年的那个第一次。

这一次，没有笑，也许是熟悉了赖声川的相声剧的制造笑点的程式。错位：不对的人在不对的地方说不对的话。误会：两个人各说各的，表面看起来却像是在说着同一件事情。夸大：生活中平凡的琐碎事件，在戏剧性的叙述中被放大，产生扭曲的现象。这些都是喜剧的效果，也是制造笑点的手段。

这些手段，如果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叙述的是自己所属的社群的故事，那是自嘲，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过程与境界。可是，如果是用在别人身上，叙述的是另外一个社群或文化，那就很难避免成为一种剥削，一种猎奇的态度，而呈现的是自我中心的姿态了。尤其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剧中对于印度旅行经验的叙述。那种夸大的刻板印象，那种脱离脉络的呈现方式，对于印度作为一个族群，没有文化理解的效果，而只是在讲华语的社群中，强化对于印度人的负面印象。

也许这真的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一个旅客，往往宿命的就是会以猎奇的眼光来看待旅途中所见到的各种奇人异事。把旅行的经验写成一个喜剧，为了制造笑果，更是会把这些经验加以戏剧性的夸大或片面化。也许，选择以喜剧的方式来叙述旅途的故事，就应该预料到这种结果了。

还好，赖声川还是一个剧作家、导演，最后的那段，让吕仁和程克坐在一艘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小船，而他们看起来都想着要回家和亲人相聚。那是一种具有强烈反讽效果的结束方式。在这种反讽所产生的无奈中，我才感觉到这个戏带来的震撼。

一張選票，一種尊嚴

眼前的電腦屏幕，開了幾個視窗：一個是東森新聞台的主頁，上面六個電視台的計票數字不斷在迅速跳動；一個是官方的中選會的網頁，數字更新得緩慢得多；一個是民進黨在板橋的競選群眾會場，現場轉播民視新聞，還有輪班的主持人。

我不是台灣人，台灣總統選舉，我沒有權利投票。我只是一個疏離的旁觀者，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壓抑激情的偷窺者。我不能夠說自己是一個關懷者，我有什麼資格關懷呢？關懷，往往發自一種主觀的角度，把自己的情緒往對方傾注，一不小心，忽略了對方的處境與感受，而成了不自覺的壓迫。

整個觀察或偷窺的過程，情緒總是隨著數字起起落落。最後，兩組簡單的數字，就做出未來四年的決定。一個人的四年，以及兩千三百萬人的四年。選舉就是把人如此簡單化。選前與選後的各種分析，討論藍綠板塊的移動、兩岸關係的變化、整體經濟的發展、生活素質的改善，即使再注意細節，也都難以避免將一個一個具有細微差異的個人，適當地安置在分析家想像的幾個大的塊狀圈圍中。

五十一．六％ vs 四十五．六％，得到的結論只有一個：人民做出了抉擇。民主選舉的過程再怎麼複雜與細緻，都只有一個結論－－被分析家結論出來的結論。

我不禁想起了去年島國的兩場選舉。無論多麼激情與喧鬧，不可避免的，也只有一個結論。我努力回想著，那是一種怎樣的作出決定的過程。我投下的那一票，為的是什麼？每一個人投下的那一票，為的又是什麼？

對於不少生活在島國的人來說，長期被壓抑行使選擇權利，台灣的選舉，也許是一種主觀願望的想像與投射。有人在選前即表態支持某個候選人，有人在選後歡呼或沉默。我們其實都沒有投票的權利啊。對我們來說，台灣選舉是一面鏡子，鏡中的映像是虛幻不可及的，可是，對於台灣人來說，卻又是他們切身的現實。我們是不是能夠了解，那些投下一票的每一個人，他們各自是為了什麼憧憬而投下那一票的？

我投下的那一票，為的是一個概念：尊嚴。概念即使可以那麼簡單的表述，其意義卻又是那麼複雜，而且充滿不確定性。安穩舒適的活著的尊嚴？合理的成長與富裕的尊嚴？被認同與接受的尊嚴？不受威脅與壓迫的尊嚴？在自己的地方能夠做主的尊嚴？自己的意見能夠被尊重的尊嚴？維護未來與後代的幸福的尊嚴？擎舉與追求某種理念的自由的尊嚴？

種種的尊嚴，在現實的侷限之下，並不可能兼而得之。對於我來說，應該要怎樣優先排列？我可以為了某一些尊嚴，而犧牲另一些尊嚴嗎？每一個人的排列也都不同，要怎樣在現實的情境中，彼此的尊嚴得到最大的尊重？

也許每個人可以決定哪一些尊嚴對他是最重要的，可是，每個人的選擇不盡相同。一場選舉，每個人只有一張選票。如果我的選擇，被結論成不是屬於大多數的那一邊，即使是一票之多的簡單大多數，那我，以及那龐大的簡單少數，要怎樣在接下來的幾年，為自己選擇的尊嚴的被邊緣化，以及其他人的尊嚴的張揚，而活？

晚上八點左右，鏡頭中的民進黨競選群眾集會，開始下起雨來，靜坐著的群眾，開始撐傘或穿上雨衣。鏡頭默默的停在他們的身上，聲音傳來的，是電視裡的播報與評論，以及現場主持人的鼓舞但也顯露悲情的聲音。蔡英文終於出現了。她堅強而平靜的對群眾說話，鏡頭盤過台下，許多眉頭深鎖，許多雙唇緊抿，還有一些，默默的抽泣。

一張選票，只能夠表示一種尊嚴，千千萬萬種尊嚴中的一種。也許，民主選舉教會我們的，是每一個人珍惜的尊嚴，都需要被尊重。如果我的尊嚴，這一次沒有形成大多數，可以等待下一次。如果這一代沒有，可以等待下一代。只要還有民主，就還有機會。否則，沒有機會，也沒有所謂尊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