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室

上个星期四，搬运公司把我们的书架和箱子，都运到新的办公大楼里的研究室。我心里想，我有41个箱子、8个书架、1个柜子，比原来的研究室小了三分之一的新空间，是不是装得下这么多东西？如果箱子堆在书架该摆的地方，那我怎么搬得懂那些箱子啊？

星期五早上到研究室，打开门一看，呵！书架已经相当整齐的沿着墙壁摆好（虽然不是跟我想摆的位置一模一样，不过也相差不远），而箱子分成两堆，摆在中央，虽然叠得很高，不过一点都不阻碍行动。果然是专业的搬运公司！

星期五开始开箱，开到一半，有点累了。这时，三个中文系的同学经过，主动问我要不要帮忙。我一向来都不是太好意思要同学们帮我做事的，看到她们这么诚恳热心，就请她们帮我开箱。果然三个年轻人就多了六只手，没有两下子，就把所有的箱子打开，东西摆满了一地！（那天在旧办公室收拾东西时，也有一个在工读的同学要帮我装箱，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他帮我决定什么该装什么不要装，不过，同样感动。）

星期五忙了一天，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回来整理，再加上星期一，快手快脚，东西都整理得差不多了。看，这就是我的书桌周围的环境：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摆满了书架的那面墙。书架都已经塞得满满的，接下来的日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淘汰旧书，一是不买新书。对于读书人来说，这真是两难啊。最后决定，还是要淘汰一些我已经不太用的旧书。记得往年中文系学会都买书筹募活动经费，不知道接下来又没有这样的计划。如果有系学会的同学看到这里，赶快写电邮给我，我好把书保留下来，否则，我准备捐给图书馆，如果图书馆不要的话，我就只好捐给 karang kuni 了。



接下来，我大概就会在这个空间里，继续蜗居下去，直到退休了吧。算一算，应该还有好些年呢。说真的，一两年内的事情都还不容易说得准呢，谁又知道20年后的事？或者，20年内会发生什么事？

媒体中与医院里的 H1N1

今天早上的报纸报道，新加坡的H1N1病例，已经增加到599个。从5月27日出现第一个病例，在短短稍为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增加那么多，而且是增加的越来越快。

每天在主流媒体上读到的新闻，都是部长、议员、官员不断提出警戒，进行各种宣导，也一再强调新加坡的各种硬体和人员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像是全国上下一心，传达的讯息是，在政府英明有效的领导之下，国人做好各种心理和实际的防备工作，虽然H1N1会相当长时间持续蔓延扩大，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灾难。

主流媒体的报道，给人的是一个正面积极印象，虽然，Straits Times 偶尔在 Forum Page 刊登一些人在医院的不愉快经验。这几天，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却又是另外一种情景。新加坡两个最著名的部落格 The Online Citizen 与 Yawning Bread 分别在 6月26日和27日，刊登文章，详细叙述疑似病人在陈笃生医院的经历，看起来，医院人员好像阵脚大乱。

我同情那些需要到医院检查的病人，他们的焦虑和无奈，在媒体的正面报道“医院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极大对比之下，更显得渺小。他们是一个个非常渺小的“个人”，在“集体”利益为先的概念之中，几乎消失，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我也能够了解，政府为什么再三强调，新加坡已经做好准备，也要给人们充分的心理准备。这种思维和做法，非常新加坡——嘿嘿，不小心用了旅游局那句不怎么“非常”的宣传口号。一直以来，借用危机，在人们心中制造危机意识，再强调政府将会带领国人渡过危机，正是新加坡的统治模式。

可是，真的做了充分的准备吗？我不知道。也许只有那些可怜的需要在候诊室等长达九个小时，或者付出两百多元的看诊费，最后证明没有被感染的人，才有真切的体会吧。

中文系搬迁

中文系的办公室，从2003年9月创系以来，就设在华裔馆里，原本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办公室。我从一开始加入中文系，用的就是这个研究室，CLC01-10，之前是李元瑾老师用的。她搬到主任办公室之后，我就占据了这个研究室。

与其他老师比起来，我最嚣张了，不仅是在门上贴上各种海报传单，还占用了门旁的墙壁。有一张海报，是台湾诚品书店的一百本好书。有时候，我会看到有同学站在我的门外，检查他们看了多少本。旁边的海报，是林奕华2008年第一次来新加坡演出的《水浒传》传单。不过，这张传单，是我前一年在台北拿到的。



既然是研究室，里面各种书本资料当然就很多啦。我的桌子后面摆的书架上，就乱七八糟的放了许多东西。桌子看来比较整齐干净，不过，这不是“常态”哦。平时，连桌上都堆满了书本和文件夹的呢。有时候，访客来坐在桌前，我还得将东西移开，否则就遮住他们的脸了。哈！



书桌对面，看到的才是我主要的书架。嘿嘿，简直是书满为患了。书架已经承载不了，地上也都摆满了书。读书人最大的灾难，就是书太多了。不过，这当然也是读书人的乐趣所在。



这个研究室用了五年半，除了2004年有几个月装修办公室的时候，暂时搬到 S3.2-B2 的人文学院，绝大部分时间，中文系就是在这里，和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共用一室，远离人文学院其他的学系。不过，最近人文学院的新大楼盖好了，我们中文系也要搬到新楼。

要搬研究室，恐怕比搬家还吓人。我的东西那么多，要怎么搬啊？而新的研究室，最多只有这间的三分之二大呢。

无论如何，首先就是要把东西装箱。原本杂乱的研究室，整理装箱之后，变成了堆在研究室里的16个箱子。书架上都空了，地板上也不再堆满杂物：



16个箱子？怎么可能？我的东西那么多，而且前面两张照片，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啦。当然不只啦。研究是装不下，只好暂时放在外面的办公室走道上了。看，这一排25个箱子，都是我的！



哈哈！看到了吗，一共是41个箱子！都搬过去之后，新的研究室马上就成为货舱了！不过，到时再说吧。搬迁的日期，是6月25日，星期四。也就是说，星期四之后，同学们和旧雨新知要来找我，就不是在华裔馆了。

我的新地址是：HSS-03-02，也就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新楼的三楼，靠近南大湖那头最尾端的最后第二间研究室。嘿嘿，够边缘了吧？处在边缘地带，看来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位置呢。

必要剧场

到滨海艺术中心开会，时间稍早，就到图书馆看看。这个图书馆，时常有跟艺术有关的展览，装置在入口左边阅读座位旁的玻璃柜里。

进到里面，第一个玻璃柜中摆着一台古董（或称经典）型号的苹果电脑，就像是以下图片中的这台一样：



心里想，一台旧电脑，跟艺术有什么关系？走近看说明文字，呵呵，原来是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在1992年开始用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呢！那是必要剧场刚开始专业运作不久，剧场的办公室还在 126 Cairnhill Road, 那个乌节路旁的小山丘顶上的艺术中心。展览品的说明文字，是必要剧场的艺术总监 Alvin Tan 所写的，虽然写得平实简短，但是，让我重新回想起近20年来我与必要剧场一起成长的经历。

展览橱柜中，还有一台 Alvin 和 Haresh 在1990年代中到伯明翰大学进修时用的苹果手提电脑，Asian Boys Vol 1 用的天使翅膀道具，Revelations 的舞台设计模型，Alvin 的学生送的导演帆布椅，godeatgod 的经典海报和宣传卡片等等。每一个展品，好像都与我有某一种关系，看到这些东西，才想起我原来也是曾经那么密切的跟必要剧场有过一段共同的命运。

在新加坡的剧团和戏剧创作人之中，有不少是我的同代人，而我也能够认同他们的艺术和社会理念。最早让我感到强烈认同的剧团之一，就是必要剧场了。第一次看必要剧场的戏，是1990年，当电力站艺术之家刚开幕不久，他们在小剧场中演出的 Those Who Can’t Teach, 叙述的就是教师的经验和感受。当时，我在初级学院教书，看这个戏，完全感同身受。Alvin 曾经是英文老师，我们是同一年在教育学院受训的。

那时近20年前的事了啊。和必要剧场相关的经历很多很多，看着这个展览，许多事情都从潜藏的记忆中被翻出来。虽然这几年我比较少见到 Haresh 和 Alvin, 他们仍然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Hands Off KNUA

前阵子才刚刚贴了台湾学界的压迫事件，今天又收到韩国学界的消息。学术的自主性，在很多地方，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神话。政治对于学术的压迫，往往可以提出政治家认为言之成理的堂皇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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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93, The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KNUA) was established in response to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specialized arts education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 KNUA started with only a school of music with 98 students. Currently about 3,200 students and 730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ar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schools of Music; Dance; Visual Art; Film, TV & Multimedia; Drama; Korean Traditional Arts; and Inter School Division with devotion, in its entire curriculum, to various artistic endeavors. The six independent but correlative schools have become a vibrant, creative academic community, a well-developed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institution that has produced 473 students that have received first prize awards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cross the art specialities since 1998.

Now the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is in crisis. This March,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did a “usual, comprehensive” audit of the university. Usually, an audit is done in two or three weeks. However this year's audit ran for more than five weeks --March 18 to April 24--with ten auditors. On May 18th at 6:00 p.m. the ministry delivered an Audit Result Report with demands to the university, with 12 items cited for improvement or reprimand and suggestion of discipline of the president and three other professors. On May 19, 2009, KNUA president, Hwang Ji-woo, resigned as an act of protest against the audit, which he called a “blitzkrieg audit.”

It is reported that among the 12 items, some seem to be infringements on the university’s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include:

Scraping the U-AT project that fuses a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ducing the theory departments;
closing down the Creation of Narrative Department; and
developing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ories.

The adit's demands are clearly a serious suppression of the academic autonomy of the university,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Korean university education.

We -- students, art professionals, mass media practitioners, and concerned citizen of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 strongly protest this viola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onomy, which infringes upon educational rights. We dem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ithdraw its demands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running of the university and stop interfering with the autonomy, integrity, and privileges of the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PLEASE NOTE: Comments containing apostrophes and quotes may turn grey - please do not use these symbols when you sign.

THIS PETITION IS OPEN TO SIGNING BY ANY CONCERNED PARTY YOU DO NOT HAVE TO PAY TO SIGN THIS PETITION

Please visit the site for the petition: http://www.ipetitions.com/petition/forknua/index.html

关于四马路的部落格

上个学期开了一门新课“新加坡社会与文化研究”，期末报告让同学们做的是有关新加坡的人、事、物、地方等的探讨。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与记忆出发，确定一个对象，从历史、现状、情感、思考等等方面，做深入的接触。同学们做的报告，不少是很精彩的，而且报告的形式也很多样化。

有一组同学（晓义、巧慧、于桑、健源）设计了一个部落格，以四马路（Waterloo Street）为主题：四马路众生相：你所不知道的 Waterloo Street，有观察笔记、照片、专访、对相关历史的挖掘和叙述等等。他们在综述里说：

Waterloo Street（滑铁卢街）是这条街道的官方名字。我们尝试以一个非官方的、边缘性质的、草根的角度去了解这条马路，因此将该报告称作“四马路众生相”。

四马路据说已经热闹了整整一百多年，也一直拥有它自己一份由于人民生活而塑出的独特氛围。这里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建筑。兴都庙与观音堂不过数步之遥，其他历史悠久的建筑还包括以前的滑铁卢小学和史丹福小学，还有东南亚大酒店。这两所小学如今已经成为史丹福艺术中心。

然而吸引我们的不只是这个空间，而是存在这一空间当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除了慕名前来参观两间古庙的游客和当地居民，其实谁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其中，最为吸引我们的，是这里存在着的许多不为他人所关注的职业。卖花人、补鞋匠、冰淇淋小贩、街头艺人、按摩师、传统裁缝、气功治疗师傅、解签人……他们共同形成了四马路独特的风景。正因为有这些人物的存在，使得四马路即使在1998年在市区重建局的计划下辟设行人广场之后，仍存在着自己最原始和独特的氛围和生活。



有机会的话，再与读者们分享其他有趣精彩的报告。

台社／文化研究學會論壇

收到一个台北论坛的通知，读了之后非常感慨。这个论坛的举行，显示了体制对于学术的压迫和排挤，也让我们看到学界如何坚强的进行有学理基础的反抗。台湾学界的客观环境有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学者们的自立自强、勇于反思与抗斗的精神，却是让人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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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文化研究學會論壇
題目：從中央大學申請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學程遭拒檢討教育部學審制度

時間：2009年6月12日（週五）13:00-
地點：清大月涵堂，台北市金華街110號
主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文化研究學會

2008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團隊頗具學術盛名的何春蕤特聘教授、丁乃非特聘教授、白瑞梅教授、甯應斌教授等人在耕耘這個領域十餘年後，積極整合校內跨系所跨院相關師資，申請成立「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學程，以完備在地的性／別學術研究人才養成體制。近日收到教育部公文通知此案緩議，理由全文隻字未提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到底是否具有支撐博士班的實力，反而認為「課程規劃文化研究性質過強」「過於強調理論及方法學」。這些理由完全不理解博士研究的理論化特質，也漠視中央團隊豐富的專業研究成果，更莫名其妙的貶低文化研究的學術進路。

類似的明攻暗諷在過去幾年中屢屢出現，對文化研究這個領域的建制化努力形成或明或暗的阻撓。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在台灣蓬勃發展已經超過十年，成為學界極具活力的新興領域，雖然僅有交大社文所獨一的專業再生產建制，卻也在文化研究學會的推動下，建立起會議研討、學術出版、教學研究的集結，更已經在國科會形成次學門的榮景，然而進一步深化並推廣文化研究的專業努力卻在審查制度中一再受挫。

例如中央大學英文系作為推動文化研究發展的主力，被外文學界公認為台灣最傑出的英文系之一，然而在成立以文化研究為主要學域的博士班道路上卻飽受阻撓。2002年以「文學與文化研究」為主要發展方向提出成立博士班申請，結果教育部學審會以「文化研究已趨飽和」「與市場乃至世界學術潮流頗有差距」駁回申請。2005年提出「文化研究」博士班規劃，學審會再度駁回申請，認為「西方在文化研究、批判理論流行相當時日以後，已陸續刪除相關系所」「以文化研究、批判理論為核心領域，和國內相關研究所知發展重點有所區隔」。

和這次性／別研究博士學位學程的審查意見放在一起來看，這些緩議的理由展現了極大的共通性，對「文化研究」這個學域再三提出了各種粗淺而輕蔑的評價，反映學審會持續仰仗的學術審查者執意攔阻新興學術的發展，其傲慢與偏見已經凌駕教育部該有的公正思惟，而部分學術人的不公正和保守心態已然封殺學術生機，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反應的學審制度需要被徹底檢討。

民主時代的學術體制不應縱容不公正的審查，我們決定以公共論壇的方式，邀請學審會負責人文社會領域的成員一起公開討論，革除威權時代仰仗行政權力壓制學術與社會成長的陋規。我們也將在此論壇中邀請關注學術與社會的朋友共同檢視歷次審查意見，讓學界對學審會及其所邀請的評審是否公正提出公斷，在未來能夠建立更為透明、更為尊重申請對象的雙向互動審查機制，使得學審制度更為符合乎民主原則。

主持人：

馮建三（文化研究學會監事、台社成員；政大新聞系教授）

與談人：

朱俊彰（教育部高教司第一科科長）
何春蕤（文化研究學會第四屆理事長；中央大學英文系特聘教授）
白瑞梅（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性/別研究室成員）
朱偉誠（文化研究學會第五屆理事長；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陳光興（文化研究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徐進鈺（台社成員；台大地理系教授）

六四

明天，六月四日，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

20年前，当互联网还不是很普遍的时候，我们对于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情，都是通过电视和报纸知道的。从五月开始，《联合早报》就常常在头版大标题报道天安门的情况，还有中国各地的反应。

六月四日的凌晨，军队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和几个朋友，决定我们要有一点表示。于是，我们找到一家印制 T 恤的公司，买了几件白色的 T 恤，前面印上“痛心疾首”四个黑字，后面印了“六四天安门”。某个星期天的早上，约了在 Wisma Atria 的门口集合，然后沿着乌节路走下去。

当我们还在等人的时候，就看到乌节路上，有警察车在路上。我们也不管。人到齐之后，我们就向市区的方向走去，警察车不断地在路上巡驶。

最后，我们走到 Plaza Singapura 前，有几个警察走过来，要我们脱下 T 恤，不要再继续走下去。有一个警察说，他们是属于东陵区，走下去就是别的警署所管的范围了。然后，警察把我们的个人资料记下来，就让我们走了。

每一年，我都记得这一天。但是，大多数的新加坡人好像都不记得了。

今年，20周年。六月四日晚上，电力站要主办一个纪念活动，今天下午突然说“有关当局”不准活动进行，说是在“政府拥有的场地”举行这个活动是“不恰当”的做法。没有多久，电力站的负责人又说，活动的准证拿到了，可以举行了。

让我再默念一遍：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