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快三个星期了，关于AWARE的事件，有许多感受和想法，但是都没有写出来。没有从前那种专栏的交稿期限在推动，工作忙起来，可以一拖再拖。当然也不是借口。只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脑海里无法驱散：如果有人对我说“Shut up and sit down!” 我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是在公民社会的场域里，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是在工作的环境里，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有支持者，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我明知道是在孤军作战，我会怎样反应？如果我以为有支持者，而结果发现是在孤军作战，我应该怎样反应？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知道不知道以下的关键词和关键句？
Shut up and sit down.
I am on page 73.
Feminist mentor.
亲爱的读者，你们当时，以及现在，是不是关心AWARE的情况？
Wednesday, 20 May 2009
Friday, 15 May 2009
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今年一月參加台北的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之後到中央大學參加一個圓桌論壇，在會上發表了一些想法。參加的還有北京大學的戴錦華、中央大學的何春蕤、台灣交通大學的陳光興、嶺南大學的羅永生、台灣交通大學的劉紀蕙、台灣清華大學的劉人鵬。後來文章都發表在文化研究學會的網上期刊《文化研究月報》第91期。我在文中敘述了這些年來的學術歷程，這裡轉載，以饗我的讀者，也作為一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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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柯思仁
我在幾位老師面前明顯是很資淺的，開始在大學裡教書到現在才進入第十年，研究工作開始沒有幾年，就被捲入了行政工作，協助設立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幫忙設計本科生課程，到現在已經五六年。結果，不管在研究上思想上都受到影響。我在思想跟研究上，能夠分享的可能就是我的讀書留學的經驗，以及在新加坡的知識圈子裡運作的情況。
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解嚴前我就畢業回新加坡；那個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動力是滿大的，還沒完全爆發出來，可以感覺到滿強烈的。從學術訓練的角度來講，台大中文系，是比北大還要傳統的、非常傳統的中文系，經史子集、聲韻訓詁的訓練。一方面，是以中國或中文為中心出發去看整個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另一方面，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的訓練，是細讀文本的訓練。傳統中文系的訓練，文字讀得很細，是從一個字或一個篇章裡去引伸的方法。就像我上一位老師的論孟導讀，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個「學」字就講了近半個學期，學到很多東西，怎樣從文本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去引伸。另外，像現代小說，老師教王文興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小說講了大半學期，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是英美文學批評傳統中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有意思的是，讓我感覺到讀中國傳統經典的方法跟西方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居然有很多能夠互相對照的地方。這種對文本的注重，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也很有啟發的。
回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了碩士，在楊松年老師的指導下，做新加坡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戲劇研究，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訓練，是歷史文本考掘的一種訓練。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看微縮膠捲（micro-film），在圖書館昏天暗日地看微縮膠捲，在很封閉的空間裡，一天看十個小時的舊報紙拍成的微縮膠捲。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訓練，怎樣從歷史材料中，去尋找可以作研究的對象。後來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我的老師是芝加哥的博士訓練，從她的上課跟指導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收穫是在現代文學文化理論方面吸收，以及怎樣把研究對象歷史化，注重它的歷史脈絡。後來這個方法、視角，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怎麼把文本放入歷史脈絡裡看待。
我的研究對象跟一般傳統中文系或者漢學不太一樣，從早期碩士班在新加坡看舊報紙做戲劇研究，後來博士階段，做高行健的戲劇研究。那時候高行健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沒什麼人知道高行健這個人，當時對高行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他早期在中國的時期，即八○年代的那幾個劇本。我當時想做的，除了八○年代他在中國所寫的劇本外，還有，像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這些九0年代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内容，一般人的作法是把他放在中國的先鋒戲劇運動及中國當代的思想脈絡裡看待，跟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比較緊密結合；但是，後期作品要怎樣做研究呢？有些人會說是有普世性（universal），好像與歐洲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場滿接近的，怎麼去對應在中國的作家或中文作家去處理這些作品？
我的方法跟向來興趣有關，就是放在一個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的框架中來思考，而作為一個表演，我沒辦法看到很多高行健的戲劇的演出，但是，可從他文本的敘述設法想像與建構表演的情況。於是，把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又拉開，加入了不一樣的層面，就是作為劇場作為一個表演，劇場表演所要傳達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文化與政治的脈絡中產生。
回到新加坡之後，我主要是把之前的高行健研究成果轉換成可發表的文章與可出版的書，此外就幾乎不再做高行健了，而開始比較關注新加坡的在地議題。我這幾年的研究重點是郭寶崑，新加坡的戲劇家、知識份子、文化人，從郭寶崑的研究做起，擴大到新加坡五○、六○、七○年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從文化的分析到新加坡整個政治、社會、歷史的研究。這些年來我的重點一直放在這部分。這個部分的問題在哪裡呢？第一、在新加坡的環境裡，在地研究作得非常少，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比較多是從一個歷史建構、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做。也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現在人們比較不知道、新加坡人也還不知道的東西。這又回到我剛開始做研究時接受到的訓練，通過微縮膠捲收集材料，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個樣貌，還比較沒有辦法進入批判研究的層面來做。
另一個問題是，華文作為一種語文在新加坡的侷限。在新加坡的大學裡，用華文進行研究的人，幾乎只有在中文系裡。中文系授課媒介是中文，老師也可用中文發表文章；但中文系以外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或是其他所有的學術領域，都只用英文、只承認英文發表文章，平常教學也是完全用英文進行。可以想像的是，除去與中國有關的研究，用中文的做在地研究，相形之下顯得更少了。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文系裡，加起來有三十幾個老師，但是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人，可能沒有幾個，這樣的條件，怎麼形成一個知識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個很大的困境。這是在新加坡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一種特徵，中文進行的在地研究在新加坡整個大的知識環境中，是處於邊緣的社群。
既然在新加坡是一個這麼邊緣的社群，那應該要怎麼辦呢？有沒有辦法走出新加坡？一個可能，就是參與光興所說的這個華文國際的概念。因為光興的關係，我在文化研究學會稍為有些參與，這幾年來參加三次的年會。但是，我的感受是很明顯的，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如果文化研究的年會可以算是一個社群的話，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這個社群裡，顯然也在處於邊緣的位置。我常常來這裡討論問題時，每次都要從頭說起，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與社會狀況。不管怎樣都要從頭說起，因為大家不瞭解。這幾年來都要聽我先說個十幾、二十分鐘，沒辦法深入進入可以批判性交流的層面。我可感覺到，我的研究議題，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的情況，是雙重的邊緣。
如果可以借用華文國際的概念來說，我參與的學術社群裡，另外有一個是華文戲劇節，在中國、香港、台灣、澳門都舉辦過，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2月會在台北舉行。華文戲劇節創辦之初，除了兩岸四地以外，因為郭寶崑的參與，來自新加坡這個主要是華人人口的國家的聲音也滿大的。但新加坡要爭取主辦華文戲劇節都沒成功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活動被設定在兩岸四地的 “大中華” 框架之中，加進新加坡的話，就變成 “國際” 華文戲劇節了。由此可見的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場域，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學術領域來說是邊緣，而在華文戲劇節的架構來說，這個架構本身就沒辦法包含新加坡華文相關研究，是框架本身的限制與排斥性的結果。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在新加坡用英語討論的社群相當活躍。雖然新加坡人口並不是很多，目前是四百八十多萬現在有三間主要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五六年前才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這三所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構成了新加坡主要的以英語為媒介的在地研究社群。新加坡的英語圈子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從學院以外的公民社會到學院以內的學術生產圈子，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整體範圍的連接。從九○年代開始到現在，近二十年來，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聲勢，尤其是在創造學院以外比較大範圍的社會討論空間，促進更廣泛的跨界交流。我做的是與新加坡的歷史與文化有關的研究，顯然就必須參與這個社群，否則從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就是自我排除在主要的論述空間以外。參與這個社群，我需要將我的學術語言從中文轉換為英文，而我的思考方式與關注點也會受到語言作為媒介的影響。
比如說，去年九月在新加坡參加的亞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主題是 “Chineseness Unbound” 。這要怎麼翻譯？ “中國性”、 “華人性” 或 “中華性”，幾乎是只有用英文才能談。在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脈絡裡， “中國性” 幾乎不能談也不需要談。另一方面，只有在邊緣時，界線以外時，才談你到底有沒有Chineseness。從這個角度來說，用英文來談Chineseness才展現其討論的意義與必要性。我前陣子在美國參加會議，會上談華語語系的文學與文化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這個概念，也是接近的性質。不管是參與新加坡在地研究的角度，或是從新加坡以外的學術與知識場域來講，英文可以提供的切入點與視角，是對我的新加坡研究或中文研究，有一定的來自跨界的啟發作用。
光興剛剛提到，他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身體的亞洲，情感的亞洲》 (2006年11月6日) ，是他寫過的文章影響最大的。這樣的說法，當然有某種反諷意味。挪借用他的說法，我可以說也有某種類似的體會。我在新加坡這幾年，其實還算滿常發表學術論文以外的文章，我曾經在聯合早報有個文化時事評論的專欄，寫了好幾年，在新加坡也有一些讀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看的人多回應也很多，有時想想，我不如專寫這些文章就好，別寫學術文章。倒不是說我寫文章急於要有讀者有回應，而是在學術的場域裡，學術文章去到哪裡都沒有人看沒有人關注。如此一來，我不得不反思，寫文章的意義是甚麼。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也不必太理會體制對於我的學術生產的要求。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新加坡的在地研究，而在這個範圍裡，又比較放在郭寶崑以及新加坡本土原始材料的挖掘。郭寶崑在2002年過世後，我被推選當總編輯，編輯一套《郭寶崑全集》，我們計畫編十卷。不管是以我作為研究者、資料收集者或是社會參與的角度來說，這個參與過程中的個人收穫是很大的，也讓我覺得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於新加坡這個地方，特別有意義也特別重要。我在大學裡的學術生命，剩下不過二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是，自己究竟要怎樣用這二十年的時間。是要在學術場域認可的範疇內，生產對於大學有直接效益的學術論文，還是要做一些不見得對於大學規範之下的學術生產有幫助，卻對我所處在的這個社會空間有更大意義與作用的知識生產？以一個大學體制中的所謂學者的身分來說，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容易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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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中的學術生產與社會裡的知識交流
柯思仁
我在幾位老師面前明顯是很資淺的，開始在大學裡教書到現在才進入第十年，研究工作開始沒有幾年，就被捲入了行政工作，協助設立南洋理工大學的中文系，幫忙設計本科生課程，到現在已經五六年。結果，不管在研究上思想上都受到影響。我在思想跟研究上，能夠分享的可能就是我的讀書留學的經驗，以及在新加坡的知識圈子裡運作的情況。
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解嚴前我就畢業回新加坡；那個時代整個台灣社會的動力是滿大的，還沒完全爆發出來，可以感覺到滿強烈的。從學術訓練的角度來講，台大中文系，是比北大還要傳統的、非常傳統的中文系，經史子集、聲韻訓詁的訓練。一方面，是以中國或中文為中心出發去看整個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等，另一方面，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的訓練，是細讀文本的訓練。傳統中文系的訓練，文字讀得很細，是從一個字或一個篇章裡去引伸的方法。就像我上一位老師的論孟導讀，讀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個「學」字就講了近半個學期，學到很多東西，怎樣從文本中很小的一個部分去引伸。另外，像現代小說，老師教王文興的短篇小說，也是一篇小說講了大半學期，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系統，是英美文學批評傳統中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有意思的是，讓我感覺到讀中國傳統經典的方法跟西方的close reading的方法，居然有很多能夠互相對照的地方。這種對文本的注重，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也很有啟發的。
回到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了碩士，在楊松年老師的指導下，做新加坡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戲劇研究，這又是個完全不同的訓練，是歷史文本考掘的一種訓練。我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去看微縮膠捲（micro-film），在圖書館昏天暗日地看微縮膠捲，在很封閉的空間裡，一天看十個小時的舊報紙拍成的微縮膠捲。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訓練，怎樣從歷史材料中，去尋找可以作研究的對象。後來我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我的老師是芝加哥的博士訓練，從她的上課跟指導的過程當中，很重要的收穫是在現代文學文化理論方面吸收，以及怎樣把研究對象歷史化，注重它的歷史脈絡。後來這個方法、視角，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即怎麼把文本放入歷史脈絡裡看待。
我的研究對象跟一般傳統中文系或者漢學不太一樣，從早期碩士班在新加坡看舊報紙做戲劇研究，後來博士階段，做高行健的戲劇研究。那時候高行健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沒什麼人知道高行健這個人，當時對高行健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他早期在中國的時期，即八○年代的那幾個劇本。我當時想做的，除了八○年代他在中國所寫的劇本外，還有，像現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這些九0年代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内容，一般人的作法是把他放在中國的先鋒戲劇運動及中國當代的思想脈絡裡看待，跟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比較緊密結合；但是，後期作品要怎樣做研究呢？有些人會說是有普世性（universal），好像與歐洲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場滿接近的，怎麼去對應在中國的作家或中文作家去處理這些作品？
我的方法跟向來興趣有關，就是放在一個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y）的框架中來思考，而作為一個表演，我沒辦法看到很多高行健的戲劇的演出，但是，可從他文本的敘述設法想像與建構表演的情況。於是，把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又拉開，加入了不一樣的層面，就是作為劇場作為一個表演，劇場表演所要傳達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在文化與政治的脈絡中產生。
回到新加坡之後，我主要是把之前的高行健研究成果轉換成可發表的文章與可出版的書，此外就幾乎不再做高行健了，而開始比較關注新加坡的在地議題。我這幾年的研究重點是郭寶崑，新加坡的戲劇家、知識份子、文化人，從郭寶崑的研究做起，擴大到新加坡五○、六○、七○年代，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脈絡，開始進入新加坡的歷史，從文化的分析到新加坡整個政治、社會、歷史的研究。這些年來我的重點一直放在這部分。這個部分的問題在哪裡呢？第一、在新加坡的環境裡，在地研究作得非常少，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比較多是從一個歷史建構、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做。也就是要去挖掘一些現在人們比較不知道、新加坡人也還不知道的東西。這又回到我剛開始做研究時接受到的訓練，通過微縮膠捲收集材料，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個樣貌，還比較沒有辦法進入批判研究的層面來做。
另一個問題是，華文作為一種語文在新加坡的侷限。在新加坡的大學裡，用華文進行研究的人，幾乎只有在中文系裡。中文系授課媒介是中文，老師也可用中文發表文章；但中文系以外的所有人文社會科學，或是其他所有的學術領域，都只用英文、只承認英文發表文章，平常教學也是完全用英文進行。可以想像的是，除去與中國有關的研究，用中文的做在地研究，相形之下顯得更少了。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中文系裡，加起來有三十幾個老師，但是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人，可能沒有幾個，這樣的條件，怎麼形成一個知識社群（intellectual community）？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個很大的困境。這是在新加坡用中文做在地研究的一種特徵，中文進行的在地研究在新加坡整個大的知識環境中，是處於邊緣的社群。
既然在新加坡是一個這麼邊緣的社群，那應該要怎麼辦呢？有沒有辦法走出新加坡？一個可能，就是參與光興所說的這個華文國際的概念。因為光興的關係，我在文化研究學會稍為有些參與，這幾年來參加三次的年會。但是，我的感受是很明顯的，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如果文化研究的年會可以算是一個社群的話，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這個社群裡，顯然也在處於邊緣的位置。我常常來這裡討論問題時，每次都要從頭說起，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與社會狀況。不管怎樣都要從頭說起，因為大家不瞭解。這幾年來都要聽我先說個十幾、二十分鐘，沒辦法深入進入可以批判性交流的層面。我可感覺到，我的研究議題，在華文國際的社群裡的情況，是雙重的邊緣。
如果可以借用華文國際的概念來說，我參與的學術社群裡，另外有一個是華文戲劇節，在中國、香港、台灣、澳門都舉辦過，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2月會在台北舉行。華文戲劇節創辦之初，除了兩岸四地以外，因為郭寶崑的參與，來自新加坡這個主要是華人人口的國家的聲音也滿大的。但新加坡要爭取主辦華文戲劇節都沒成功過，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活動被設定在兩岸四地的 “大中華” 框架之中，加進新加坡的話，就變成 “國際” 華文戲劇節了。由此可見的是，在文化研究學會的場域，新加坡的在地研究在學術領域來說是邊緣，而在華文戲劇節的架構來說，這個架構本身就沒辦法包含新加坡華文相關研究，是框架本身的限制與排斥性的結果。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在新加坡用英語討論的社群相當活躍。雖然新加坡人口並不是很多，目前是四百八十多萬現在有三間主要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以及五六年前才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學，這三所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構成了新加坡主要的以英語為媒介的在地研究社群。新加坡的英語圈子有這樣的一個群體，從學院以外的公民社會到學院以內的學術生產圈子，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整體範圍的連接。從九○年代開始到現在，近二十年來，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聲勢，尤其是在創造學院以外比較大範圍的社會討論空間，促進更廣泛的跨界交流。我做的是與新加坡的歷史與文化有關的研究，顯然就必須參與這個社群，否則從在地研究的角度來講，就是自我排除在主要的論述空間以外。參與這個社群，我需要將我的學術語言從中文轉換為英文，而我的思考方式與關注點也會受到語言作為媒介的影響。
比如說，去年九月在新加坡參加的亞洲研究所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主題是 “Chineseness Unbound” 。這要怎麼翻譯？ “中國性”、 “華人性” 或 “中華性”，幾乎是只有用英文才能談。在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脈絡裡， “中國性” 幾乎不能談也不需要談。另一方面，只有在邊緣時，界線以外時，才談你到底有沒有Chineseness。從這個角度來說，用英文來談Chineseness才展現其討論的意義與必要性。我前陣子在美國參加會議，會上談華語語系的文學與文化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這個概念，也是接近的性質。不管是參與新加坡在地研究的角度，或是從新加坡以外的學術與知識場域來講，英文可以提供的切入點與視角，是對我的新加坡研究或中文研究，有一定的來自跨界的啟發作用。
光興剛剛提到，他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身體的亞洲，情感的亞洲》 (2006年11月6日) ，是他寫過的文章影響最大的。這樣的說法，當然有某種反諷意味。挪借用他的說法，我可以說也有某種類似的體會。我在新加坡這幾年，其實還算滿常發表學術論文以外的文章，我曾經在聯合早報有個文化時事評論的專欄，寫了好幾年，在新加坡也有一些讀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看的人多回應也很多，有時想想，我不如專寫這些文章就好，別寫學術文章。倒不是說我寫文章急於要有讀者有回應，而是在學術的場域裡，學術文章去到哪裡都沒有人看沒有人關注。如此一來，我不得不反思，寫文章的意義是甚麼。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也不必太理會體制對於我的學術生產的要求。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新加坡的在地研究，而在這個範圍裡，又比較放在郭寶崑以及新加坡本土原始材料的挖掘。郭寶崑在2002年過世後，我被推選當總編輯，編輯一套《郭寶崑全集》，我們計畫編十卷。不管是以我作為研究者、資料收集者或是社會參與的角度來說，這個參與過程中的個人收穫是很大的，也讓我覺得無論是對我個人還是對於新加坡這個地方，特別有意義也特別重要。我在大學裡的學術生命，剩下不過二十年。我最近一直在想的是，自己究竟要怎樣用這二十年的時間。是要在學術場域認可的範疇內，生產對於大學有直接效益的學術論文，還是要做一些不見得對於大學規範之下的學術生產有幫助，卻對我所處在的這個社會空間有更大意義與作用的知識生產？以一個大學體制中的所謂學者的身分來說，這個問題還真是不容易回應呢。
Monday, 11 May 2009
素颜昆曲
白先勇到南大讲青春版《牡丹亭》，整个讲堂坐满了人。白先勇讲话充满感情，脸上永远带着喜悦的笑容，让听演讲的人感觉很舒服。他问，南大中文系的同学有没有读过《牡丹亭》，我说，南大中文系的同学，每一个都读过《牡丹亭》，每一个也都读过他的小说。是的，白先勇讲《牡丹亭》，面对南大中文系的同学，每一个都是知音呢。
演讲结束后，白先勇请两位主角，扮演柳梦梅的俞玖林和扮演杜丽娘的沈丰英，上台为听众表演了三段。我坐在第一排，两位演员就在我的面前，穿的是便装，脸上完全没有昆曲角色的浓妆。短短的几分钟，我倒觉得比起周末三晚总共九个小时的正式演出还要动人。两人的演唱只有笛声伴奏，清澈悦耳，表情和眼神没有浓妆的掩庇，感情流露更为生动直接，动作和台步没有层层衣衫的遮盖，也更加利落而有自然的节奏感。
昆曲之美，是一种整体的美，许许多多艺术元素加起来的一种整体。不过，演员之美，那是必须排除各种附加上去的艺术元素，让演员的表演直接感动观众。
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啊。我想起高行健对传统戏曲的程式化的反抗，追求的正是把演员从戏曲艺术作为一种形式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又想起荣念曾，今年二月在华艺节演出的《荒山泪》，我记得很清楚，最让我感动的，正是演员穿着现代西服，脸上不化妆，没有音乐伴奏，直接又演又唱。
这种做法，在追求传统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太前卫了。不过，艺术形式的固定下来，就成为一种惯性，而惯性往往是让人的感官和思想麻痹的。前卫，并不一定不美，只不过前卫的美学，是对于惯性的挑战和反叛。吊诡的是，前卫的美，让大多数接受惯性之麻痹的人无法接受，美的，反而就让这些人觉得是丑的了。
演讲结束后，白先勇请两位主角，扮演柳梦梅的俞玖林和扮演杜丽娘的沈丰英，上台为听众表演了三段。我坐在第一排，两位演员就在我的面前，穿的是便装，脸上完全没有昆曲角色的浓妆。短短的几分钟，我倒觉得比起周末三晚总共九个小时的正式演出还要动人。两人的演唱只有笛声伴奏，清澈悦耳，表情和眼神没有浓妆的掩庇，感情流露更为生动直接，动作和台步没有层层衣衫的遮盖，也更加利落而有自然的节奏感。
昆曲之美，是一种整体的美，许许多多艺术元素加起来的一种整体。不过，演员之美，那是必须排除各种附加上去的艺术元素，让演员的表演直接感动观众。
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啊。我想起高行健对传统戏曲的程式化的反抗，追求的正是把演员从戏曲艺术作为一种形式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又想起荣念曾，今年二月在华艺节演出的《荒山泪》，我记得很清楚，最让我感动的，正是演员穿着现代西服，脸上不化妆，没有音乐伴奏，直接又演又唱。
这种做法，在追求传统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太前卫了。不过，艺术形式的固定下来，就成为一种惯性，而惯性往往是让人的感官和思想麻痹的。前卫，并不一定不美，只不过前卫的美学，是对于惯性的挑战和反叛。吊诡的是，前卫的美，让大多数接受惯性之麻痹的人无法接受，美的，反而就让这些人觉得是丑的了。
Friday, 1 May 2009
给南大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
当你们在2005年8月作了最后的决定，选择南大中文系作为接下来四年的另外一个家，你们已经展示了极大的勇气，你们不知道这个课程将会是什么具体的样子，因为从来没有人上过这个课程，更不用说看到从这个课程毕业的人有什么表现。你们是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学生，你们愿意冒险尝试，你们相信南大中文系的愿景和目标，你们加入这个家庭，成为我们的先锋。
仅仅因为如此，我要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谢意与敬意。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在我的HC101的讲堂里，我就已经想对你们表示这种想法了。不过，我忍了四年没有说，直到今天，当你们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HC101是你们来到南大中文系之后上的第一门课，同时，你们也上潘老师的HC102与袁老师的HC201。这三门课之中，我的课可能给你们最大的震撼吧。我相信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中文系，将这样的课作为基础课的。也许你们现在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要上这门课。无论是作为中文系教育还是大学教育，我相信最重要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要能够让同学对各种事物建立起自我判断的能力和方法。是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一切都是文本，生活是文本，现实也是文本。不要让别人告诉你怎样解读这些文本，而是要能够自己去解读。
南大中文系的课程，与别的中文系相比，是有一些不同的。这四年下来，我相信你们不仅是“知道”，也有自己的“体会”了。为什么别人上一门或两门“中国文学史”而我们上三门不同时期的古典文学课，为什么大多数人把“思想史”作为选修课而我们定为必修课，为什么别人的选择是“文学”与“语言”而我们有多达五种专业领域可供选择……这些问题，就像我向来多数提出问题而不提供答案一样，我不说，但是我相信，你们已经能够以自己的四年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和诠释了。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们怎么看南大中文系。第一学年结束时，我们做了一个回馈调查。我看了你们对于南大中文系的想法与建议，一方面很感动于你们的肯定，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根据你们的建议加以改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还有机会，你会不会选择南大中文系？百分之九十几的同学说会，而且还有不少同学加了感叹号，以及“肯定”、“当然”之类的修饰词。我非常感动。经过一年，你们让我知道，你们接受了南大中文系的愿景和目标，你们坚定地和南大中文系一起走下去。
这四年，对你们或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探索与尝试的经验。你们没有学长学姐，从一开始就要自力更生，自己组织活动给自己的同学参加，自己判断选择上什么老师的什么课，自己摸索着筹备毕业刊，这些经验，让你们展现了你们的先锋精神，也更进一步建立起信心。相信其他的老师也和我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在和你们的互动之中，确定了我们的信念和方向。我们一起走着，更相信南大中文系的未来。
如果有什么遗憾，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给你们上更多的课。由于行政工作的牵绊，我无法开更多新的课。今年一月，原本我应该可以申请八个月的学术假期，可是，我决定留下来。一方面，我想在你们毕业之前，开一门新课，让我有机会再在讲堂里见到你们，另一方面，我想要在七月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我终于开了HC363，虽然毕业班的你们很多已经修满学分而无法来上课，还是有几位同学修了这门课，还有同学专程来旁听。你们，以及课上二、三年级的同学，让我感受到上课的乐趣与满足。这个经验，让我确定我更适合教室，而不是行政办公室。
人生总是有许多尝试，其中也有许多冒险与挫折。我的精神导师郭宝崑最常被引述的一句话是：“It is better to have a worthy failure than a mediocre success.” 任何尝试的过程，都有可能经历失败。最重要的是，除了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以外，也在过程中验证自己到底有多少冒险精神。当然，冒险的行动并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而是在独立判断精神的基础上进行。
昨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可以算是从南大中文系毕业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你们闯荡人生的历程。无论你们是在什么领域工作（教育、媒体、行政、企业，或者自由业），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香港，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们都带着南大中文系四年的印记。我希望，你们在这四年里所得到的，无论是课程、活动、老师、同学，会让你感到充实与自豪，会让你更有信心地面对当前与未来的挑战。
你们知道的，因为四年来和你们的相处——虽然不是常常见到你们，但是心里一直都记得——使我对于自己的信念更为确定，而你们也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与自豪。虽然我并不一定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名字，但是，我会一直都记得你们。希望你们也记得南大中文系，记得你们是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勇敢地走过先锋的四年。
柯思仁
2009年5月1日
仅仅因为如此，我要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谢意与敬意。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们，在我的HC101的讲堂里，我就已经想对你们表示这种想法了。不过，我忍了四年没有说，直到今天，当你们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HC101是你们来到南大中文系之后上的第一门课，同时，你们也上潘老师的HC102与袁老师的HC201。这三门课之中，我的课可能给你们最大的震撼吧。我相信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中文系，将这样的课作为基础课的。也许你们现在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要上这门课。无论是作为中文系教育还是大学教育，我相信最重要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要能够让同学对各种事物建立起自我判断的能力和方法。是的，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一切都是文本，生活是文本，现实也是文本。不要让别人告诉你怎样解读这些文本，而是要能够自己去解读。
南大中文系的课程，与别的中文系相比，是有一些不同的。这四年下来，我相信你们不仅是“知道”，也有自己的“体会”了。为什么别人上一门或两门“中国文学史”而我们上三门不同时期的古典文学课，为什么大多数人把“思想史”作为选修课而我们定为必修课，为什么别人的选择是“文学”与“语言”而我们有多达五种专业领域可供选择……这些问题，就像我向来多数提出问题而不提供答案一样，我不说，但是我相信，你们已经能够以自己的四年经验，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和诠释了。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们怎么看南大中文系。第一学年结束时，我们做了一个回馈调查。我看了你们对于南大中文系的想法与建议，一方面很感动于你们的肯定，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根据你们的建议加以改善。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还有机会，你会不会选择南大中文系？百分之九十几的同学说会，而且还有不少同学加了感叹号，以及“肯定”、“当然”之类的修饰词。我非常感动。经过一年，你们让我知道，你们接受了南大中文系的愿景和目标，你们坚定地和南大中文系一起走下去。
这四年，对你们或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探索与尝试的经验。你们没有学长学姐，从一开始就要自力更生，自己组织活动给自己的同学参加，自己判断选择上什么老师的什么课，自己摸索着筹备毕业刊，这些经验，让你们展现了你们的先锋精神，也更进一步建立起信心。相信其他的老师也和我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在和你们的互动之中，确定了我们的信念和方向。我们一起走着，更相信南大中文系的未来。
如果有什么遗憾，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机会给你们上更多的课。由于行政工作的牵绊，我无法开更多新的课。今年一月，原本我应该可以申请八个月的学术假期，可是，我决定留下来。一方面，我想在你们毕业之前，开一门新课，让我有机会再在讲堂里见到你们，另一方面，我想要在七月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我终于开了HC363，虽然毕业班的你们很多已经修满学分而无法来上课，还是有几位同学修了这门课，还有同学专程来旁听。你们，以及课上二、三年级的同学，让我感受到上课的乐趣与满足。这个经验，让我确定我更适合教室，而不是行政办公室。
人生总是有许多尝试，其中也有许多冒险与挫折。我的精神导师郭宝崑最常被引述的一句话是：“It is better to have a worthy failure than a mediocre success.” 任何尝试的过程，都有可能经历失败。最重要的是，除了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以外，也在过程中验证自己到底有多少冒险精神。当然，冒险的行动并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而是在独立判断精神的基础上进行。
昨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可以算是从南大中文系毕业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你们闯荡人生的历程。无论你们是在什么领域工作（教育、媒体、行政、企业，或者自由业），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香港，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们都带着南大中文系四年的印记。我希望，你们在这四年里所得到的，无论是课程、活动、老师、同学，会让你感到充实与自豪，会让你更有信心地面对当前与未来的挑战。
你们知道的，因为四年来和你们的相处——虽然不是常常见到你们，但是心里一直都记得——使我对于自己的信念更为确定，而你们也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与自豪。虽然我并不一定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名字，但是，我会一直都记得你们。希望你们也记得南大中文系，记得你们是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勇敢地走过先锋的四年。
柯思仁
200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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