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gkok

我对人说：“我要去曼谷。”

“哦。”没有反应。

我再说：“这是我第一次去曼谷。”

有的嘴巴和眼睛张到大得遮住了整张脸，有的从椅子上掉下来。

说了几次后，我的结论是：可能没有一个成年的新加坡人没有去过曼谷的。

我不是那种会专程到 JB 打油和买 tissue paper 的。如果要到一个地方，通常是对那个地方的一种想象，而那种想象召唤着我。对我来说，曼谷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吸引力，只是没有找到机会去。可能，我如果想要逃离岛国，总会往比较熟悉的地方吧。最常去的，除了台北，就是槟城。这次终于决定要去曼谷了。也许，曼谷将会成为我以后常常寻求逃避的地方呢。

汽水的名字

常常光顾的那间羔呸店的头手，有一天当我到来，还没有开口说“kopi-o siu-dai” ，他就很高兴的对我说：“啊，老师来了！来，来，帮我看一下。”说着，他递过来一张小卡片纸，上面写了一些英文字。他说：“你看，这里写什么？”

我看了那些字，有些相当清楚，是饮料的名字，好像 sasi light, anything, whatever 等等，有些看起来好像拼错的字。头手说，这个单子上的汽水，没有什么人喝，要退掉。但是别人写的，他看不懂。

有两个的确是相当有挑战。一个是：alove cheny. 我想了一想，猜应该是 aloe V, 但是，这个牌子的饮料，好像没有 cherry 口味的，最接近的，可能是 blueberry. 其他的 white grape, peach, red apple 都相差太远了。

另外一个更玄：bar. 什么？有什么饮料接近的？想了很久，我就说：“是不是 barley？”头手猛点头说：“是！是！”我问他：“barley 没有人喝吗？”他说是。我又问：“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煮薏米水？”他又说是。我心里想，这就对了。

帮他辨认了那个单子上饮料名字，头手一直说谢谢：“还好你帮我看，我都看不懂英文。”

我突然有一种在50年代 kumpong 的感觉。虽然没有经历过那种情形，但是从一些文献记录上看过，kumpong 里少有读过书的人，更少有读过 angmoh chek 的，全村里的人，如果有需要看英文的文件，就都会来找这个读书人。

想到这里，我感觉谦卑起来。我有幸读过一些书，认得一些字，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服务代劳的地方，我会觉得很荣幸。

在这个地方，连汽水的名字都只有他们不懂得的外国文字，他们那么努力的生活，还得要把这里经营成一个家园。我能够为他们多做一点什么？

南大中文系同学的文学创作

上个星期二（2008年6月17日），《联合早报》的副刊用全版的篇幅，刊登了南大中文系文学创作课的同学的作品。我一早看到报纸，好高兴！凯德老师（老大）为同学们上的这个“不像一门课”的课，成果还真不错呢。相信同学之中，不少对写作有兴趣。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只是让同学们学到写作的方法和态度，也更有信心。

以下段落文字是特辑的介绍。全版的作品也扫描了，读者们可以点击放大来细读。

南大中文系上学期开办写作班，导师是年青作家黄凯德。他说：“写作班有考试有学分有成绩，但是这些仅仅只是短暂的形式，因为书写是永远的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希望能把这一门课教得不像一门课。每周3个小时，从熟悉的童年到陌生的异乡，从亲昵的书信到卖弄的文案，从内心的坦露到现实的虚构，每次进行不同主题和类型的创作试探。不设正经无趣的立场或者高瞻远瞩的动机，允许自由离题或者恍惚游移，然后一起分享阅读的经验感悟，然后一起投身另一次的书写。就这样，通常都是不知不觉，似乎更接近了那个永远。这次推荐给《文艺城》的只是30位选修同学当中的部分作品，其他同学的文字将会以记忆及其他方式留下来。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果然没有把这一门课教得像一门课。因为我只是一个短暂和永远的读者。”

4:30 by Yeo Wei Wei

no, there’s no typo in the heading - this 4:30 is not by royston tan.

my friend yeo wei wei has just published a novel based on royston tan’s film 4:30. wei wei’s novel was launched last week at NLB together with two other books, which were also novelisation of singaporean films - eric khoo’s 12 storeys and kelvin tong’s eating air. i just can't wait to start reading the book, but decided to advertise it on my blog first. 4:30 is, i would say, royston’s finest film to date - poetic, and humurous at times. i thought it’s the ideal piece to be turned into a literary work.

wei wei also wanted to send a copy to royston and asked me to contact him. unfortunately, his mobile was off when i called. he must be away or busy with the production of his new film.

so, royston,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please send me your mailing address so that i can pass it to wei wei.

拆

从 Harbour Front Centre（我每次还是把这个地方叫成 World Trade Centre）的停车场望出去，就在 Cable Car Tower（还是也改了别的名字？）旁的一栋建筑物，正拆到一半。这一带我并不是太熟，这栋建筑物可能是原来的油轮码头所在。码头换了新的地点，建筑物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大概也废置了一阵子，最终在发展的大势之中，还是得拆了。

拆拆建建，在岛国的日常生活中，倒也是每天都发生的，原本没什么稀奇。一栋建筑物从无到有，总要经历个两三年，隔一段时间经过那个地点，还是看到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样子。而且，看着一栋新的建筑物建起来，就像看着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成长，总是有那么一点喜悦和期盼。

要拆，就快得多了。一两个月没有经过的地方，怎么突然就觉得空荡荡的？还得要努力想一阵子，才想起原来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栋怎样怎样的建筑物。有一个熟悉的景观消失了，总会有些失落。这也许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被教会的一种认知和感受方式。嘿嘿，突然想到，有没有哪一个文化中，是教小孩看到东西消失要开心的？

话说回来，拆到一半的建筑物，那么赤裸裸的在眼前出现，倒真是很少有的。因为，建筑物被拆的速度，比人重访的速度要快得多很多。Vivocity 我最近也算去得比较多，就刚好让我看到这栋拆到一半的建筑物。“拆到一半”——在新加坡这个讲究效率的地方，还真不容易遇到呢。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画面却让我联想起地震发生之后的场景。如果没有周围的 context, 单看那栋拆到一半的建筑物，真是像啊。可是，这两个情境从人的角度来说，却又是那么不同。也许，多数的人看到这种拆建筑物的情况，倒也不会觉得怎样。可能在岛国的环境里，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突然难过起来。可能是因为想起地震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舞国女皇 I AM QUEEN

当信仰成为压迫

当你发现，你最真诚信仰的对象，竟是你最大的压迫者，你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你怎样都不相信，那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如果你觉得绝望，那你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如果你觉得反讽，那你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放心是开放的基础

《联合早报》2008年6月12日

● 刘培芳

两件小事，发生在同一天不同时段里，性质相同，听来引人发噱，思之却令人慨叹。

星期日端午节的午后，开着车在路上，电台958正播出《克隆音乐》节目。广播员为了应景，本想播一首和端午节有关的歌：邓丽君的《烧肉粽》。可惜这首歌用福建话唱，所以不能放，还好手头有泰语版本，那就播泰语唱的《烧肉粽》吧。

晚上在家吃过晚饭，正在厨房洗碗，扭开收音机，又是958。《夜来欢语声》开心来逗笑，广播员徐惠民说有听众要点播《烧肉粽》。哎呀！这是首福建歌，就算是巨星邓丽君唱的也不好播，怎么办呢？没关系，吃不到粽子，就吃张仲文的《叉烧包》吧。

真叫人好笑又好气。这也许是只有新加坡人才能领会的独具本土特色的黑色幽默吧？这其中所隐藏的痛，又岂是外人所能理解？而放眼今日岛国周遭环境的变迁，这种叫人隐隐作痛的幽默又充满了不可理喻的吊诡。

“推广华语运动”自1979年实行以来，已快30个年头。当初以华语取代方言，要华人放弃说方言的习惯，是为了消除华族之间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隔阂。当时的官方论述还说，如果华人继续使用方言，英语势必成为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回头看，华语的推广在取代方言的目标上确是成功了，但英语却也已成为一种国家强势语言。在相当大程度上，这是压制和牺牲了老一辈华人的精神诉求之后达成的。

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我们的广播媒体上，可以有泰语、日语、韩语歌曲，更可以有法语、意大利、德语或西班牙语节目，但就不准播那些贴近许多人生活，抚慰许多人心灵的广东、福建、潮州、海南等等方言歌曲——只有冷门时段里播放古装地方戏曲以及晚间特定时间播报方言新闻除外。

今天我们标榜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大都会，我们对外来文化很开放，却对自己的本命文化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放不下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信心不足吗？3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奠定了华语作为不同方言族群沟通语的坚实基础，应该有足够宽大的人文胸怀，放轻松，重新审视方言的活力以及它对丰富国人多元文化基因的作用。

一项政策成功了，并不表示它会永远成功。决策者不但要因时制宜，因应环境的变迁，还应该自我反省、抗拒一成不变的可怕心态。放心吧，方言不是洪水猛兽，颠覆不了什么！

“统治阶层应该可以放心，放心是开放的基础。”那天听南方朔谈民主，这句话叫人喝彩。但我们这里，何时才会领悟呢？

疑似演唱会的剧场

《联合早报》2008年6月8日

我们能够想象吗？一个剧场作品两年之内四度演出，在超过1700人的大剧院里，至今演出81场，累计观众14万人次。这不是以全球观光客为对象的纽约百老汇音乐剧，而是香港本土制作，以香港观众为主要对象的《万世歌王》。

林奕华和詹瑞文联合创作，由詹瑞文单人表演全场三个小时的《万世歌王》，2006年5月首演，今天晚上将在香港文化中心剧院呈献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场。以广东话演出的《万世歌王》，内容是有关香港近40年的歌坛文化，从香港歌星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香港歌坛生态的变迁演化，香港小市民的歌星梦，到香港社会看待歌坛和歌星的态度等等，都是香港人非常熟悉的，也是他们生活中几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演出开始，台前的白幕上放映许多婴儿照片，暗示歌王的生命起点就如剧院里的每一个观众一样。接着，继续放映各个歌星的照片，画外音以略带嘲讽的语气，简略评述歌坛的事件，包括最近几乎人人皆知的陈冠希和郑少秋。这时，观众已经大笑和鼓掌了。大幕打开，五彩灯光和烟雾之中，詹瑞文在中央升起的高架舞台上，摆动身躯，模仿郭富城高唱《对你爱不完》。掌声和尖叫声四起，全场观众的情绪沸腾起来，气氛就像是红墈体育馆的演唱会。

可是，观众也很清楚地知道，《万世歌王》不是又一场红馆演唱会。詹瑞文模仿、扮演、进出几十个歌星角色，有时又以旁观叙述者的身份，评述香港歌坛缤纷多彩或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他的表演和叙述方式，不是像演唱会那样直接而煽情，也不是像大小媒体报道那样聚焦或夸大。种种歌坛和歌星的情节片段，在剧场中通过不同层次和形式的戏拟、吊诡和反讽加以呈现。就如演出海报上所打的字样，这是一场“疑似好睇演唱会”，而创作者的反思和自省的诚意和深度，就在这种剧场处理中显现出来。

我从来没有看过，剧场里的观众那么热情激动。有一场戏，詹瑞文带领观众一起唱完整首歌词改编成英文的《千山我独行》（70年代末电视剧《楚留香》主题曲），那个场面，就像国庆庆典上全体激情合唱一样，但是，又不是那种全情投入而没有批判的集体情绪。在剧场里，集体记忆既发挥共鸣的力量，创作者也引导观众对自身的文化经验有所自嘲和自省。
虽然我不是香港人，可是我从70年代开始的成长过程中，看港剧、听粤语流行歌曲、读香港的娱乐八卦。《万世歌王》呈现的是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而我却发现自己的记忆中，竟然有那么多香港文化的元素。新加坡和香港有许多相似之处，有那么多共同的文化、政治、社会经验，当我坐在一个香港剧院里看叙述香港文化与集体记忆的演出， 我不禁开始反思新加坡的文化经验。

在全球竞争的语境之中，这些年来新加坡也在思索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借用与发挥文化资本，使新加坡成为环球人才的磁铁，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和持续性。官方机构以其掌握的资源的操控和分配，与许多接受官方这种经济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艺术团体，意图共同开创一个以全球市场为对象的文化产业。

这个创意过程中，成功的创作者很多时候都是从社会历史和集体记忆中挖掘材料，创造出首先在本土环境中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作品。英语剧场的起步比较早，从80年代的《美世界》、《新兵小传》，到近期的《百老汇阿明》、《点心宝贝》，像旋风一样引起巨大的回响。华语剧场这些年来，也有像《老九》和《天冷就回来》这样的成功例子。人们开始意识到，到剧场看戏，不是一种精神的洗练和宗教式的膜拜，而是一种社交活动，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看剧场演出，是一种经济活动。

剧场或任何艺术活动，结合经济或成为商品，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也没有价值判断。能够在以市场为对象的创作中，诚恳而尊重地面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是值得欣赏与称赞的。许多剧场工作者的梦想之一，就是让更多观众走入剧场这个空间，而且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当然，每个时代的观众对于“精神满足”的定义各有不同，而这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里，进行消费的满足和被服务的满足，也是精神满足的重要层面之一。

《万世歌王》的成功给我们的示范是，尽管结合流行文化，尽管看起来是一个经济活动，剧场的创作者可以带入一种批判性的角度和思考方式，使观众在进行消费和被服务之余，对于剧场中所再现的文化现象，观众本身所处在的社会环境，以及观众自己，能够从日常的耽溺之中抽身出来，反思现象与环境，并对自己的耽溺进行自嘲和自省。如果只是强化观众的耽溺，那么剧场也就不过是又一场演唱会了。

No. 8 Queen Street

每次经过 Queen Street 都要特地到两对面的8号和222号，看看那三栋荒废已久的建筑物。最近再次来到这里，8号的建筑竟然变成一个工地，外墙被拆了一大半，里面的建筑罩上了防灰砂的拦网，几个工人在原本是篮球场的空地上走动，一个看起来像工头的人，就插着腰站在外头视察。亲爱的读者，你们猜到这是什么建筑吗？

比较远的距离，可以看到这是一栋L字形的建筑物，附近的环境也看得比较清楚。后面右边比较大的那栋建筑，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 SMU, 也就是几年前刚落成的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校总部。SMU 左边的，则是 Calton Hotel. 当这座正在改建/装修的建筑生命旺盛的时候，那两栋建筑都还没有落成呢。

还没有被敲掉的一面外墙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proposed additions and alterations of use of existing 4-storey school building to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原来，这栋建筑，是要改建成美术馆，想来应该是新加坡美术馆的延伸部分。虽然看到建筑被敲敲打打，心里有点伤感，但值得庆幸的是，还好不是改建成酒店、舞厅、餐馆、商店，或者……超级市场。



这是我的母校，公教中学附小的校舍。我曾经在这里六年，三年上午班，三年下午班，轮流在好几个教室上过课。那是1970年代的事了。这么小小的一个校舍，分成上、下午班，每个年级六班，竟然就过了这么多年。

根据公教中学的官方网站所记载，这栋校舍落成于1951年，到1987年搬迁为止，一共用了36年。看了官方网站，我才知道，原来公教中学离开 Queen Street 的校舍，是因为“校舍地面陷落，成为危楼”。这个命运，和我的另外一个母校华初相似，而且也发生在同一年。想来应该是新世界酒店倒塌惨案发生后，全面检验各个公共建筑的结果吧。

印象最深刻的，是整个校舍，就只有由L形建筑围起来的那个小小的空地，是我们休息（那时叫做“放吃”！）时候游戏的场所。这块空地，也是篮球场。地面上划出两个稍为重叠的篮球场，如果有两场球赛在进行（当然不可能是正式比赛），有时四方球员会在同一个场域抢两个球呢。不过，通常我们打篮球，是分成四个部分，也就是两队用一个篮，这样一来，小小的球场上，就可以有八队球队，同时进行四场球赛了！厉害吧。

这是校舍原来的样子：

戏剧盒《漂移》

新加坡的华人也许已经很久没有需要想到自己是不是华人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华人”的概念与“种族”、“语文”、“政治倾向”等等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而人们的应对，也许就是完全不去思考。反正，“身份/认同”不是什么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一直到有一天，人们在每一个角落都遇到刚从中国来的中国人，餐馆、商店、学校、购物中心、地铁里、街道上，甚至组屋的走廊上。

这也许是当下最直接的经验，但一个人遇到另一个好像和他一样，可是又好像和他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他就开始需要思考自己到底是谁。戏剧盒的《漂移》就是从这个点开始，接下来，戏剧的发展，让观众发现慢慢的这个点往外延伸，形成一个网络，不仅是空间的网络，还是时间的网络。换句话说，不仅是地理的网络，也是历史的网络。编导最聪明也最有深度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的创造和编织，让观众看完了整个戏，看到这个网络的形成，可是，却又没有为观众可能心中最焦急想知道答案的那个问题，提供一个解决之道。

地理的这个部分比较直接，当下的经验之中，也很明显可以看到感受到。当剧中提到素芬在60年代因为在此地参加左翼运动而逃回中国时，整个剧开始把历史视角带进来，后来还有更多的历史脉络，让我们看到新加坡华人的遭遇和认同，是怎样一个“漂移”的概念。很有意思的，是由土生华人 Victor 叙述山尼拉乌他马的故事，又为华人身份的意义，带来一个在地的视角。不过，有意思的是，剧中的故事主要不是讲述苏门达腊王子发现淡马锡，而是讲他杀鹿的故事。这个视角，因此不会变成华人和原住民二元化的对峙。编导将重心转移到人与自己内心的挣扎，避开了本质化的危险。

导演处理富有诗意，叙事方式多变但又保持流畅。看到一半，以为将会是一直平平淡淡地叙述下去直到结束，却又在没有注意的时候，节奏开始改变，一个接一个的情绪推高出现。也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在理性地分析，而是感性地被戏剧带着走。但是又不一直都是这样。整个过程，我一直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投入和抽离之间，感受和思考之间，漂移。

《圆切线》 第六卷 第二期

这一期的《圆切线》是以特辑的形式出版，收集了12个历史学者，在做新加坡历史研究过程中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即使不是历史研究者，读这些文章，也都有很大的乐趣和感触。某个意义上，我们都要面对自己和社会的过往，也都会面对这些事件与经历。有一些历史学者，叙述他们的经验，就像是再说故事或写小说一样。没错啊，写历史，不就是在写小说和说故事吗？

这本期刊可以在草根书室、长河书局、商务印书馆、友联书局、今古书画店、Select Books、Kinokuniya 等处买到。定价新币12元。

圆切线 第六卷 第二期 2007 年
TANGENT Volume 6 Number 2 2007

目录 CONTENTS

编辑报告 Editorial Report

历史，岛国，一场门外的邂逅
History, the Island-State, an Encounter at the Gates
曾昭程 Chan Cheow Thia

特辑：新加坡历史的创造者与守护人
Special Issue: The Makers and Keepers of Singapore History

导论：在历史的宅门前
Introduction: At the Gates of History
罗家成 Loh Kah Seng

追寻过往的学生运动
In Search of Student Politics of the Past
黄坚立 Huang Jianli

研究“玛丽亚?赫托”争议事件的风险与可能性
Peril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ing the Maria Hertogh Controversy
凯陆丁 Syed Muhd Khairudin Aljunied

追寻美国佬在新加坡留下的足迹
Investigating the Yankees’ Footprints in Singapore
龙仕锐 S. R. Joey Long

“新加坡已丢失给共产主义”：美国对新加坡工运的见解?(1955-1959)
“Singapore is Lost to Communism”: American Views on Singapore Labour, 1955-1959
覃炳鑫 P. J. Thum

新加坡华族茶商(1920-1960)研究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Work on the Singapore Chinese Tea Merchants, 1920-1960
林捷胜 Jason Lim

探勘研究的疆界：从新加坡河的经验说起
Negotiating the Research Boundaries: The Singapore River Experience and Beyond
斯蒂芬.多布斯 Stephen Dobbs

“即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口述历史、史学观察的悖论，以及有关新加坡过往的叙述语调
“Even if I told you, you won’t understand”: Oral Histories, the Paradox of Historiographical Observation,and the Intonation of Singapore’s Past
许伟松 Ernest Koh Wee Song

道德把关与社会责任：对三水妇女研究的思考
Moral Gatekeeping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s on Doing Samsui Women Research
刘英荣 Kelvin E. Y. Low

我所遇过的女性
The Women I Met
赖雅英 Lai Ah Eng

在新加坡找寻艺术与社会的一趟个人旅程
A Personal Journey in Search of Art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林增如 Lim Cheng Tju

关于新加坡建国初期的乡村组织之研究
Research on Rural Associations in the Early Phase of Nation-Building in Singapore
陈剑 C. C. Chin

在当下寻找河水山大火
Presently Seeking the Bukit Ho Swee Fire
罗家成 Loh Kah Seng

直面历史 Confronting History

同盟会，华人在图像中的自我再现，以及20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漫画的滥觞
Tong Meng Hui, Visual Self-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Cartoons in Early 20th Century Singapore
林增如 Lim Cheng Tju

万世歌王

大幕打开，五彩灯光和烟雾之中，詹瑞文在舞台中央的一个升起的高架台上，摆动身躯，高唱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鼓掌和尖叫声四起，全场观众马上热起来。这些香港观众，大概许多是看惯红墈体育馆的演唱会，很懂得进入那种情绪。一下子，香港文化中心大剧场，好像就变成了红馆。

不过，很快的，观众就知道，这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个剧场演出。“郭富城”唱完这首歌后，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在“万世歌王”歌唱比赛的参赛者，他是在模仿郭富城。剧场中想起了评审的声音，舞台上的詹瑞文在和一个看不见的评审在说话。

整场演出，连中场休息，足足有三个半小时，从7点半开始，到11点结束。观众的情绪，一直就在看演唱会和看剧场之间摆动，一下子完全沉醉在詹瑞文的精彩歌唱表演之中，一下子又被创作者爆出的沉重问题逼得必须思考。

《万世歌王》是关于香港的歌坛文化，关于香港的歌星的台前幕后的故事，关于香港许多做梦想当歌星的小市民的故事，关于香港社会怎样看待歌坛和歌星。当然，这样说，或者任何一种概括的说法，都太过简单了。演出中所演绎或挪用的歌曲，从70年代到当前，横跨40年，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我虽然不是香港人，可是我从小看港剧长大，也听很多香港的粤语流行歌曲，读香港的娱乐八卦。看了《万世歌王》，我被提醒，我的记忆竟有那么多香港文化的元素。

我从来没有看过剧场里的观众那么热情激动。有一场戏，詹瑞文带领观众一起唱完整首歌词改编成英文的《千山我独行》（《楚留香》主题曲），那个场面，就像国庆庆典上全体观众激情合唱一样。但是，又不是那种全情投入而没有批判的集体情绪，而是在合唱的过程中，引导观众自嘲和自省。

《万世歌王》不是 yet another 演唱会。《万世歌王》是剧场。所有关于歌坛和歌手的情节片段，都是用过各种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戏拟、吊诡和反讽，来加以呈现。就如海报上所打的字样，这是一场“疑似好睇演唱会”。要讨论这个演出如何运用这些策略，那是一篇学术论文的任务了。

创作者是林奕华和詹瑞文，他们的才华和活力，他们的气势和感染力，还有他们的自嘲和自省的诚意，使我既喜爱又佩服。林奕华告诉我，希望《万世歌王》最终有机会在红墈体育馆演出，因为那才是这个戏的适当 context. 太同意了，不过，我倒是非常希望这个戏有机会先来新加坡演出呢。

高行健研讨会

“高行健：中国文化交叉路”国际研讨会，从5月28-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我为此专程到香港，除了见到许多老朋友，认识了一些新学者，也很高兴的是，在这个特别为高行健作品举行的研讨会上，进行了不少深入的交流。更难得的是，高行健多数时间都参与，更不用说在午餐晚餐的私下聚会，他一定出席。

2005年的第一次高行健研讨会是在法国 Aix-en-Provence 的普罗旺斯大学举行，主办者是 Noel Dutrait，这次他也出席了。这一回的主办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方梓勋、蔡锡昌，和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 Sabastian Veg. 除了这些老朋友，特别高兴又见到来自悉尼的 Mabel Lee 和美国的 Claire Conceison. 此外，还有香港的刘再复、危令敦、萧盈盈、王晋光、陆润棠、罗菁、陈嘉恩；中国的田本相、胡志毅、施旭升、刘春英；台湾的黄美序；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吴秀卿；法国的张寅德；意大利的 Nicoletta Pesaro；美国的简明、林华源等等。

三天的研讨会结束后，所有的与会者，一起出席了高行健的剧作《山海经传》的世界首演。导演蔡锡昌特别选用了曾经在郭宝崑创办的“剧场训练与研究课程”接受过跨文化剧场训练的四个香港演员参与演出，而且在演出特刊上特别提到以次纪念郭宝崑，特别令人感动。演出本来应该在户外的圆形剧场进行，可是这几天一直下雨，演出临时改在室内体育馆，但也不影响大家看戏的兴致，只可惜看不到原来的布景、服装和灯光，稍为影响了演出的效果。

有人开始问，什么时候是下一次的研讨会。这的确是让人期待的啊。